1958年炮击金门过程中，中国的政策调整是相当明显的。当炮击金门开始显现其效果，美国也表明不愿被卷入两岸在福建沿海岛屿的军事冲突时，中国决策层断然决定不攻占金门、马祖，将它们同台湾、澎湖列岛一起“一揽子”解决，“一下子收回”。②「毛泽东：《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56页；周恩来同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10月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878页。」这个决定实际上意味着攻占沿海蒋占岛屿战略宣告结束。政策调整的过程已有诸多论著详细描述。导致这次重要的政策调整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国针对台海紧张局势进行的军事部署规模是中国领导人所没有预见到的，美军大规模的军事部署证明，毛泽东最初保持谨慎是完全必要的。③「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9月30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855-856页。」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毛对在福建沿海岛屿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将不会导致美国直接介入的估计，也是准确的。
其二，当美国透露出有意不愿帮助蒋军保卫金门、马祖时，中国领导人已经确信，在台湾问题由于美国的干涉将长期化后，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的方案，更有利于阻止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④「毛泽东：《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6页；周恩来同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10月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878页。」从政策调整的过程看，这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三，通过炮击金门，中国领导人大致掌握了美国对福建沿海岛屿的政策并不是进攻性的，甚至有可能不再帮助台湾当局防卫这些岛屿。因此他们相信，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已经没有迫在眉睫的来自福建沿海岛屿的安全威胁，即美国不大可能利用它们攻击中国大陆，国民党军队则没有这个能力。⑤「吴冷西：《忆毛主席》，第84页。」这种判断极大地缓解了使用武力夺取这些岛屿的压力。
关于1995—1996年以解放军军事演习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行动，限于档案文献，迄今还无法进行更加深入的梳理和分析，不过从事态发展的进程看，前述中国有关决策的三个基本特点同样存在。
钱其琛回忆录比较清楚地概括了中国决策层对1995年李登辉访美的性质和影响的判断。
中国决策层认为，克林顿政府决定给李登辉发放入境签证的目的，是要“测试一下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并相信只要略加安抚，中国“就会吞下李登辉访美苦果”。克林顿政府这种行动有两个背景：一是美国长期推行“以台制华”的既定政策；二是国际上的一些反华势力在推波助澜。至于李登辉访美的后果，中国决策层认为是相当严重的，包括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政治基础”，鼓励了台湾当局的分离主义政策，同时也助长了国际上的反华气氛。⑥「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07-308页；《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声明》，1995年5月23日，《人民日报》1995年5月25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声明》，199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1995年5月25日；《忠实履行我军神圣使命——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68周年》（社论），《解放军报》1995年8月1日；迟浩田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68周年大会上致祝酒辞，《解放军报》1995年8月1日；《不攻自破的谎言》，《人民日报》1995年6月9日；《美国究竟要把中美关系引向何方？》，《人民日报》1995年6月18日。」
根据上述中国决策层判断，大致可以肯定，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解放军一系列军事演习至少有两个目标：首先是警告美国方面，对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应有足够的估计，对中国的底线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也警告国际上反华政治势力，不要蓄意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底线；①「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08页；《忠实履行我军神圣使命》（社论），《解放军报》1995年8月1日；迟浩田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68周年大会上致祝酒辞，《解放军报》1995年8月1日。」其次是影响台湾的政治局势，阻遏其内部分离主义倾向的发展。当然在不同的具体阶段针对不同的议题，可能有具体的考虑，这需要更多的历史文献去证明。②「《"民主"外衣下的"台独"——再评李登辉最近关于两岸关系的谈话》，《解放军报》1996年3月7日；《"显性台独"与"隐性台独"的双簧戏——评彭明敏近期言行》，《解放军报》1996年3月8日。」
后来的发展表明，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解放军展开的一系列军事演习，固然凸显了军事斗争在和平统一台湾战略中的特殊作用，但其本质就是军事威慑，是为了防止台湾海峡局势演变成国际危机的重要步骤。解放军军事行动的限度也是一清二楚的，既不准备攻击台、澎、金、马的任何一部分，更没有任何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意图和可能。同50年代中国两次台海用兵相比，没有任何理由能使人们相信，解放军公开宣布了目的、规模、时间和地点的军事演习，会导致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
不过仍然有几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它们是互相关联的。如：中国决策层是否预见到，美国在1996年3月的军事演习过程中，会做出派遣两个航空母舰编队这类的军事反应？③「如果根据苏格的论述，从逻辑上推论中国政府应该已经预见到美国会做出军事反应。他认为，1996年3月解放军的演习本身就包含着这样的意图，即针对1995年12月美国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和台湾不断进行军事演习。参见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747-748页。」中国决策层是否事先有所准备，以应付美国可能做出的军事反应？美国的军事反应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决策目标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显然只能在获得更多的历史证据的基础上，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
以上分别研究了军事斗争在统一台湾战略中的地位、与中美关系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并初步分析了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基本特点。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结、相互影响的，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分析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的一个基本框架。当然，这个框架的每个方面都还要做更全面地梳理、研究和概括；每个方面所包含的各种因素在历次军事斗争决策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做更深入具体的分析。本文的探讨只是初步的。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学术界对历次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研究远不能说是足够充分的。为了将这个如此重大的课题的研究推向前进，一方面有必要更加详尽地分析目前可以利用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则需要更加充分的和多方面的理论准备。最后要指出的是，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基本特点在本质上是中国统一台湾战略的必然反映。
不同时期的国内外环境固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军事斗争的决策，但中国统一台湾的战略是决定军事斗争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和规模、强度和限度等的根本因素。它既是军事斗争的基本动力，也是军事斗争决策的指导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透彻地理解统一台湾战略，是研究历次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