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海峡两岸目前分裂分治的状态，很可能正是它们对台战略的底线。其根本的原因是，美、日两国都十分清楚，台海两岸一旦整合起来，必将成为亚洲乃至亚太地区任谁人都很难超越的竞争对手。至於俄国，它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均在欧洲，这种情况短时期内不可能改变。不过，伴随俄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变及其对外贸易的发展，俄国的经济和军事战略与亚太地区的相关度正在迅速升高。而且，俄国毕竟不失为一个超级军事大国。因此，它在亚太地区未来的世纪之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是绝对不容忽略的。在目前，由於有北约东进的压力，俄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国际政治领域，都迫切需要利用海峡两岸之间以及中国与美国之间围绕两岸关系所存在的矛盾。这样，台湾海峡便随时有可能成为包括美、日、俄以及大陆和台湾在内的“四国五方”的现实利益和战略企图上的诸多冲突的集结处或聚集焦点——两岸互动过程的风险性随之大幅度地提高了！


   然而事实表明，真正从三月的台海危机中获得实利的，既不是在危机中经历了对岸的武力威胁、承担了最大风险的台湾，也不是出动了十几万大军、耗费数亿美元的大陆，甚至也不是派遣强大海军舰队到台海展示了武力的美国。尽管人们对台海两岸在此次事件中的胜负得失或许会见仁见智，但是谁都无法否认，两岸争端本身无可避免地为别国提供了坐收渔翁之利的机会。就是说，虽然两岸的大小不等，强弱不同，但在彼此长期相争不已的情况下，双方都难免要为应付眼前的急需而在不同程度上处於被别国牵着鼻子走的可悲境地。人们常说，台湾是被美国捏在手中、随时可以用来对付中共的一颗棋子。殊不知，大陆现在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俄国用来对付美国的一张王牌。这当然与美国的作为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正是美国在海湾战争後日益膨胀的野心及其对台政策所引起的北京的严重不安，加快了大陆与俄国靠拢的步伐；而台海危机则对大陆与俄国之间目前已初步成形的准同盟关系发挥了某种促媒的作用。这可以说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所遭遇的第一次最严重的外交挫折，其结果是不期然而然地使俄国成了台海危机中的最大赢家：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商业合同和军火交易，北京对莫斯科反对北约东进的“理解”，以及大陆对俄国加入亚太经济组织的支持，等等。除俄国之外，日本也在此次危机中获利不小。那原因是，北京在此次危机中所展示出来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它对台湾所表现出来的强势态度，在亚太地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这不仅有助於日本政府平息国内早已存在的要求美军撤离日本的呼声，使之顺理成章地延续了日美安全体制，而且为其进一步加速重新武装自己的进程提供了借口。这对於作为世纪之争的要角之一的日本来说，真可以说是天赐良机！

    总之，三月的台海危机加深了两岸之间的裂痕，美、日、俄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不仅使四国五方之间的关系网络更趋复杂，并且为之注入了更多更深刻的怀疑、猜忌和敌意，由此也为今後的两岸互动埋下了更为凶险的因素。这无论是对中国大陆或是台湾来说，都只能意味着祸大於福，苦大於乐！

    （二）两岸互动关系的三个层次

    两岸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九十年代以来，两岸交流有空前迅速的发展，由此也暴露了、展现了两岸之间原有的矛盾，将这些矛盾无可回避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另一方面，交流过程本身也衍生出许多新的问题。今年三月台海危机的爆发，从内部原因看，其秘密就在两岸处理这些新老矛盾关系的结构中。

    与八十年代相比，两岸的互动关系在九十年代发生了一个显著的结构变化。这表现在：由於海基和海协两会的建立和运作，两岸之间的互动已分化在民间、准官方和官方这三个层次上进行。然而，这一分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八十年代两岸民间交流与官方互动之间失衡的状态。

    两岸民间交流始於七十年代末，那自然与北京在一九七九年以“全国人大”的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有关。但真正为两岸的民间贸易往来提供了可能和动力的，还是大陆在经济领域所实行的改革开放和在台湾已存在多年的自由经济制度。不消说，民间贸易最初不免带有“金额非常微小”、“借助第三地”和“暗地进行”等特点。直到一九八七年台湾开放一般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人民才得以公开正式的接触。自此以後，两岸的民间交流便一发而不可收，其发展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实已超出了当初人们的想像！

    根据台湾陆委会公布的数字，到去年年中，两岸人民往来已超过八百五十七万人次，函电往来在亿通以上；两岸间接贸易额也从一九八七年的大约十五亿美元攀升到一九九四年的一百七十八亿美元和一九九五年的二百零九亿美元。而且，台商自一九八一年开始登陆，六四後乘机西进，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後又掀起了一波新的登陆风潮，以至目前在大陆投资设厂的台商已达二万七千家。尽管流入大陆的台资金额因来自各方面的统计数字相差太大（在一百——二百亿美元之间）而难以精确的估计，但据九四年香港《紫荆》杂志报道，无论在投资金额或在投资企业的数目上，台商在大陆均已超过美商和日商，而仅次於港商。另据台湾海关统计，在一九九五年，大陆已成为台对外贸易的首要顺差来源，并有可能在今年取代美、日，而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两岸民间交流的发展如此迅速，但也有其先天不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两岸当局不能为民间交流提供统一的规范制约和法律保障；由此所衍生的失序和高风险，严重地阻碍着交流的顺利进行和平稳发展。海基和海协这两个准官方组织的建立和运作，正是针对着两岸民间交流所提出的规范化和有序化的要求。

    在海基和海协两会的惨淡经营下，两岸的准官方联系一度曾显示出某种经常化、甚至制度化的趋势。在令人瞩目的辜汪会谈及两次焦唐会谈中，双方就某些议题也曾达致若干共识。当时许多人都不禁为之欢欣鼓舞，以为台海两岸之间已经架设起一道和平交流的彩虹。然而不幸的是，旨在落实两会高层共识的多次事务性会谈，居然或者是不欢而散，或者是功亏一篑，以致迄未取得任何具体成果。这当然不能归诸两会相关人士的无能或缺乏诚意，因为真正的决策者不是他们，而是两岸当局的首脑。因此，两会会谈屡遭失败，其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是：两岸当局在政治上缺少起码的共识。

    事实也正是这样。最明显的证据是，两岸当局至今就政治对话的方式各说各话，彼此毫无交接，更何况再深一层的那些问题呢！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不欲”或是“不能”，反正目前两岸当局似还没有把战争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尽管如此，台海气氛并不祥和。或隔岸叫骂，或空中喊话；或武力威胁，或武力抗衡——双方互动仍然停留在一种比较典型的冷战方式上。

    以上三个层次构成两岸互动关系的“内线”。其总体态势是：从民间到准官方再到官方，两岸和平交流的热度逐级递减，而“冷战”的力度则逐级升高，并且一直延展到“外线”——国际关系领域。在“内线”，北京取攻势，台北取守势；在 “外线”，双方则似乎攻守易位。

    虽然，台北并没有像北京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样，立意要将对方从各种国际组织中驱逐出去，但无论是台北扩展邦交，还是争取参加联合国，无疑都对北京业已在联合国取得的“中国唯一合法代表”资格构成了挑战。双方在国际社会的角逐，正以台北突围和北京围堵的方式激烈地展开。有趣的是，双方对“内线”和“ 外线”的敏感度有很大的差别。大体说来，在“内线”，台北比较敏感，这在“千岛湖事件”发生後，台湾朝野不无情绪性的强烈反应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在“外线”则正好相反，北京对台北的任何外交动作都盯得很死，反应通常也很激烈—— 去年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