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李登辉访美後，北京对台湾文攻武赫乃至战争威胁，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可以说是最好的例证。

    那么两岸之间的互动何以会有上述这些特点？两岸当局之间的根本分歧是什么？两岸关系的症结又在哪里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从两岸关系之间的基本格局说起。

    （三）两岸之间的基本格局及其症结

    两岸分裂分治已长达近半个世纪，这是任谁人都无法否认的。然而，两岸关系中还有另外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分裂分治的双方，无论是在综合实力还是在国际地位上，从来都不是对等的。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两岸之间的基本格局，概括起来，就是“分裂、分治而不对等”。

    这种格局最初出现於四十年代末，那显然首先是国共内战的结果；而它後来的延续，则主要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其中尤以美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如五零年韩战爆发後，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海；五四年美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五八年中共炮轰金门，美又派特混舰队协防台湾；再如一九七九年，美国与北京建交，但作为交换条件，是北京宣布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总之，在所有这些攸关台湾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美国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换言之，美国的介入平衡了北京在军事和综合实力上对台北的优势，这是两岸的分裂分治得以延续下来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然而美国的介入又有一定的界限。因为一方面，两岸在所辖领土和人口以致在综合实力上相差太远，而且最初北京的身後又站着莫斯科；另一方面，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可能不随其自身战略需要的变化而变化。

    在上自五十年代下迄七十年代的二十多年里，北京无疑与美国处於完全对立的地位，是美国封锁和围堵的对象。相反，台北则被看作“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乃是美国对抗共产主义的伙伴，除得到美国的协防而外，台湾还得到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因而虽然所辖领土和居民远不能与北京相比，但尚能保住在联合国的席位，在国际组织相对於北京略占优势。但必须看到，即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美国也无力改变两岸在资源占有上相差悬殊这种“内在的”不对等。也因之，美国既不能把孤立北京的政策全面地加诸北欧各国，甚至也不能把这种政策贯撤於西欧（英、荷在五十年代初即与北京建立了代办级关系）。它当然更不能把对北京的围堵扩展到共产阵营。由此便使台海对峙初期台北与北京之间在国际地位上的不对等，不论在范围或在时间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事实上，早在六十年代，台北在国际组织上的这种相对优势地位，已因北京与法国（一九六四年）及许多中小国家建交而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进入七十年代，两岸的国际地位终於发生逆转，台湾逐步陷入极度孤立的境地。

    可注意者，在回顾和反思这段曲折经历的时候，有人将这种逆转归之於美国的背信弃义，似乎只要当初美国愿意，就足以避免此一逆转的发生。其实回想起来，当初美国之对台湾，尽管说不上有什么同生死、共进退的侠肝义胆，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相当“够哥们儿”的。别忘了，从六十年代起，为了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使尽了浑身解数，使用了从“玩儿程序”到提出“台澎主权未定”等各种手段；甚至在一九七二年与北京签署上海公报以後，老美又拖了六、七年，直待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到期失效，才与台北断交而承认北京。足见上述逆转之对美国，绝非出於心甘情愿，实在也是形势使然而不得不为。须知第一，通过参加韩战和介入越南以及插手柬、老内战，北京已充分显示出，它是支配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二，在六十年代，它已经成为拥有核武器和最多军队的强权之一；第三，自六十年代毛泽东提出所谓三个世界理论，北京通过狠勒大陆人民的裤腰带以支援所谓的世界革命，把许多中小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与那里的共产革命结合起来，在国际上以反帝反霸作标榜，在声势上已俨然与美国、苏联鼎足而立，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走到这一步，表明美国的围堵政策已然失败；而北京则因其挟中国大陆的广土众民，已经坐大为在国际关系和军事实力上可以与美、苏讨价还价的角色。这是七十年代初期华府与北京关系正常化，以制衡苏联的客观依据。

    由此看来，与“分裂分治”一样，两岸在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及国际地位上的“不平等”关系，亦是国共双方及东西方冷战时代各种国际势力长期较量的结果。这样，“分裂、分治而不对等”也便构成了後冷战时期两岸全部互动关系的现实前提或基础。在这种意义上说，能否全面地认知、客观地评估并正确地利用这一基本格局，不仅规定着两岸关系的目前走向，而且攸关两岸中国人的现实命运和未来前途。


    然而我们遗憾地发现，面对两岸分裂分治而不对等的基本格局，两岸当局对台海基本格局的观察和估量，似还远没有达到全面、客观的程度：北京的立脚点似只在目前两岸之间在综合实力及国际地位上的不对等；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其宗旨就是要利用这种不对等，并假“两制”作为统战的手段，将台北归化到北京的旗帜下。问题是：“两制”早已存在於两岸的现实中，台湾人从中得不到任何比现在更多的东西，台北和台湾人民难于接受这种统一模式其道理就在这里。与北京相反，台北则立足於目前两岸的“分裂分治”。依据《国统纲领》和台湾当局的多次政策宣示，它的“近程”政治目标就集中在“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上。为此台北要求北京在近程交流阶段做到以下三项“善意回应”：第一，无条件地对台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第二，承诺台湾为对等政治实体；第三，承认台北有权“以对等的地位参与国际社会”。诚然，台北早已终止“动员勘乱时期”。不过在北京看来，“ 动员勘乱”早已是神话；而且，在台北处於军事劣势的条件下，台北首先放弃使用武力，显然对北京也很难说有多少感召力。更何况，两岸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系两岸当局谈判的结果，而并非某一方宣布就可达成的。因此，笔者以为，台北的第一项要求似乎值得斟酌。第二项，那不过是要求北京承认既存的事实。要害的问题是，当台北把它与第三项联系起来，并在国际上展开外交突击的时候，客观上便不可能不构成对北京业已占有的优势国际地位的挑战。总之，台北实际上也不打算对北京有任何妥协让步。可见两岸当局虽然在政治上皆以“务实”为口号，实则均有昧於对“分裂、分治而不对等”这一基本格局的全面认知、评估和利用。由此便造成了双方在政策基点和现实条件运用上的两极对立，以及近程政治诉求上的毫无交接。这即是目前两岸关系的症结所在，也是两岸自九十年代以来的和平交流之所以会卡壳於准官方并冻结於官方层次的根本原因。

    （四）危机和选择

    应当承认，两岸当局之间的政治分歧具有相当深厚的民意基础。那种将两岸之间目前出现的紧张局势仅仅归罪於台北或北京某位首脑的说法是极为浅薄的，而且也不够公平。是的，掌握或控制各种资源的政治领袖人物常常会煽动某种情绪，以为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但其前提，是在民众中已有某种情绪明显地存在，或这种情绪已经普遍地潜藏於民众中。因为民主政治的领袖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不可能凭空呼唤出一种足以影响几乎所有人的言论和行为取向的精神气氛。然而一旦当某种情绪被煽动起来，它反过来又会控制、甚至左右最初煽动它、利用它的人！历史上的许多灾难，如希特勒发动的法西斯战争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领袖与民众之间这种恶性互动中酿成的！试想一下这些年来北京对民族主义的热衷和台北对“对等”、“尊严”的坚持和提倡，再对照一下去年六月李登辉先生访美前後台湾各界的欢欣鼓舞和此一事件在大陆留美学生学者中所激起的强烈负面反应，以及近半年来台湾海峡上空战云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