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们只是侧重于现象的研究。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过时的结论，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不能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应当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了经济危机理论，要人们承认生态危机已经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形式。我认为这种看法不全面，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由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是经济危机决定了生态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的确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但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就否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是就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而言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决定了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因此，这些主张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出发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是结合当代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是用唯心主义哲学去解释、发挥、补充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是将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人为地捏合在一起，因而不能站在无产阶级分析的立场上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而是侧重现象的研究，当然也就找不到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和办法。这不可避免地带有乌托邦性质。他们无法寻找革命的主体，夸大了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涵义。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发达资本主义变革战略进行了探索，承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的传统，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主张先解放意识形态，然后再回到社会主义所有制；主张“改组”资本主义制度。这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乌托邦性质。

　　而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这一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显示了他理论的乌托邦性质。他所注重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出于资本主义异化消费中的个人的解放，这种解放在相当大程度上被归结为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消除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异化，而并不涉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我们不是主张把生产资料归还给工人，而是主张把创造理性和自我指导性交还给长期生活在专家奴役之下的工人。”

　　其次，他们错误地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总根源，主张一种“零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因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借口保护环境而不发展经济。他们片面地强调科技与人性的对立，把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生态危机嫁祸于科技进步本身，把科学技术当作控制和奴役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并强调生态危机这一表面现象背后更为可怕的事实是：人性的丧失，人的消失。因此他们主张以牺牲经济发展来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防止生态危机的发生。他们试图以“小技术”取代“大科技”，以对生产资料的民主管理方式和实行稳态经济的设想来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和“异化消费”问题。希望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稳态经济学，摆脱生态危机，主张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用小规模的技术去替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以维持人类的长期生存和稳定的经济发展。他们否定“集中化、官僚化、技术统治”，主张建立“小国寡民”式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组织，否定大型企业的作用，由手工劳动和分散的小生产取代现代化大生产。，我认为这是片面和倒退的。事实上，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以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来实现的，以牺牲经济发展来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防止生态危机的思想是狭隘的、是倒退的空想，是对解决生态问题的错误的原始和谐的主张，因而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生态危机的真正克服，在于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解决生态题的出路在于自然统一于人的和谐。另一方面，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来克服生态危机。“生产力不仅为实现生态文明创造了物质基础，而且也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要手段。”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按照生产力的要求不断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再一方面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人类正在把科技运用于生产、生活以及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当然科学技术也会给人类带来负效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科学技术的类型，而在于运用科学技术的社会机制。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自然观研究不够，没有挖掘其自然观中的生态哲学意蕴。而且他们还误解了马克思自然观的社会作用，他们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研究，对自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远未达到马克思分析的深度，特别是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与生态学对立起来，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极大误解。

　　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足点缺乏全球视野，其立足于“西方中心论”还远远不够。因为，应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经济实力差异和环境责任的差异，提出更有操作性的、合理的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和途径。他们立足于“西方中心论”，这些西方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拒绝帮助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因而凭借自己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的实力，将生态危机转嫁到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污染性行业的国际转移、廉价购买不发达地区自然资源的种种手段，使他国成为自己的“原料地”、“垃圾场”。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仅仅从道义上谴责这种不平等和不道德行为，呼吁发达国家承担环境责任是远远不够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很值得关注和研究．马尔库塞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其研究工作的有价值之处，是探索克服生态危机，克服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乃至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问题。阿格尔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其研究工作的有价值之处，是探索克服异化消费及其引起的生态危机的途径，同时他更注重于实践性与建构性。马尔库塞与阿格尔在生态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探索对于我们确定未来社会发展目标，减缓人类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的压力，特别是建设“生态文明”有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