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后冷战时期”对“新世界政治”结构模式的根本看　法是“复合性相互依存”；德国不仅属于这种世界相互依存体系，而且对它的依赖程度　很高；德国的地理位置、经济与安全利益结构等决定了任何国际危机都会直接而深刻地　危及它的利益，因此，德国对于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极为关注，其大国作用的设计和　发挥也是以此作为主导。
　　在德国外交决策的操作层次上，已经出现了愈来愈国际化、特别是欧洲化的趋势。随　着德国社会生活愈来愈与欧洲一体化紧密融合，德国的欧洲政策已经成为一项包罗万象　的首要任务，对原有外交决策结构进行调整与更新就势之使然了。德国联邦议院设立欧　洲联盟事务委员会，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外交决策的民主合法性也意义重　大。
　　不仅德国的外交决策发展欧洲化，德国二战以后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也出现了欧洲化　趋势，“马克体系”欧洲化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德国市民社会在历史上的蜕化，曾为希　特勒纳粹主义产生准备了社会温床。这是德国历史学泰斗弗里德里希·麦乃克(Friedrich  Meinecke)1946年提出的尖锐命题。依此思维逻辑，二战以后德国市民社会　的形成与发展，也为非纳粹化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建成与巩固提供了社会基础。德国市民　社会及其民主政治文化的建构大约经历了二、三十年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步　获得巩固。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国内基础，还包括德国政治精英和广大民众对西方一　体化外交政策的态度，在这方面，学者和政治咨询者以及执政党和反对党具有举足轻重　的影响。他们在外交决策与实施过程中的各自角色与地位不同，所关注的问题和所提供　答案的角度也迥然有异；但是，他们对统一德国外交政策取向的看法有一个公分母，那　就是赞同德国实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主张德国继续在现有一体化机构(特别是欧盟与　北约)中发挥作用。
　　总之，德国对新世界政治结构的根本看法，它在外交决策上的欧洲化趋势，德国市民　社会、利益多元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国内对实行西方一体化和国际多边主义外　交政策的广泛共识等，都保证了统一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诚然，统一德国在“后冷　战时期”已经突破曾坚持几十年之久的“军事克制政策”，不再将使用武力和参与北约　辖区以外世界范围军事维和行动视为禁区，招来世人极大关注甚或不安。
　　突破军事克制禁区，是德国外交政策在“后冷战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属　于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范畴；这种“正常化”的改变与1949年以后德国外交政策连　续性的坚持具有高度实质上的一致性，即争取德国平等目标的实现；平等目标具有客观　的和主观的意义，客观意义上的平等目标已经伴随德国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告实现；　主观意义上的平等目标，主要是德国通过对“克制文化”进行反思，在1998年上台执政　的红绿联合政府领导下突破原来禁区以后实现的。以2001年“9·11”事件以后德国联　邦国防军参加国际反恐战争为标志，德国始自1949年的以平等为实质目标的“正常化长　征”宣告结束。
　　　　　　二、“超前的民族国家”
　　德国迟到2001年，才发展成为一个与其它国家一样的正常的民族国家。然而，当它已　将承担未来责任置于首要地位时，它是以一个“超前的民族国家”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的。所谓“超前的民族国家”，是指作为民族国家的德国这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而　是“超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注：国际上流行的概念是“后现代民族国家”或“后(　现代)民族(国家)性”(postmoderner  Nationalstaat,postnationale  ldentitaet)，如　德国历史学教授格特弗里德·尼德哈特(Gottfried  Niedhart)1997年撰写的一篇论文题　目就是：“德国外交政策：从有限主权的部分国家到后现代民族国家”(载于Aus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1-2/1997,S.16ff)。他认为：在欧洲大国圈子中，德国　所体现的“后现代民族国家”形式最为发达。前荷兰驻波恩大使也持这种观点，并曾呼　吁：德国应坚持其“后民族国家”取向；其它国家不要干扰这一进程，而应效仿德国人　做法，也致力于发展自己国家的“后(现代)民族(国家)性”。我在这里采用“超现代”　说法，意思同“后现代”说法一样，只是想强调德国走在别国前面的“超前”现实，与　“迟到”的问题形成对比。)对外奉行的不是现实主义的“权力国家”外交政策，而是　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具体来说，在2001年“9·11”恐怖　袭击事件以后世界历史发展新时期，统一德国外交政策的新任务是“国际秩序政策”；　德国已经成为西方继美国之后或不同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政策”最重要的行为体。
　　1、德国21世纪外交政策新任务
　　德国21世纪的外交政策新任务是“国际秩序政策”(internationale  Ordnungspolitik　)。它是德国在2001年“9·11”以后世界历史发展新条件下提出的，同德国著名国际政　治学教授汉斯·W·毛尔(Hanns  W.Maull)10年前提出的“国际政治文明化”具有直接联　系。
　　毛尔在1992年提出“国际政治文明化”的直接历史背景是：国际形势巨变、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在他看来，它们不仅宣告二战以后时期的结束，而且还意味着17世纪以来　形成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终结。因此，对国际政治一系列现实主义的传统观点、看法　、概念如民族国家主导、主权独立至上、权力与利益追逐、军事安全优先、外交政策脱　离社会等已经不合时宜，由此而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方案如均势、遏制、威慑等也急需修　正。总之，必须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进行新思维，首先打破国际政治孤立性看法，从　政治的整体性(即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面临同样的挑战!)出发，致力于实现国内和国际　政治两个文明化。(注：毛尔在他1992年发表的论德国新的“文明国家”外交政策中，　提出14条论纲。这是第1和第2条论纲内容。详见Hanns  W.Maull,ZivilmachtBundesrepublik  Deutschand-Vierzehn  Thesen  fuer  eine  neue  deutscheAussenpolitik,in:Europa-Archiv,Folge  10/1992,S.269—270.)
　　同“国内政治文明化”已在世界上获得很大发展相比，“国际政治文明化”进程艰难　而缓慢，地区发展也很不平衡。尽管如此，毛尔对国际政治文明化的发展前景是抱乐观　态度的，认为冷战结束为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必须将国内社会、政治文明化　进程转向国际政治领域，致力于国际政治的和平化、法制化、民主化和公正合理化。(　注：详见毛尔论纲4，第271—273页。)然而，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打　破了10年前这种理想主义的乐观设想!(注：不少人在惊恐之中预言或评论道：“9·11　”事件可与1945年二战结束和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意义相提并论；恐怖袭击的烟云　犹如56年前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一样，宣告了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到来。参见　“Grundlinien  der  neuen  deutschen  Aussenpolitik”,Rede  von  Dr.Ludger  Volmer,　Staatsminister  in  Auswaertigen  Amt  vor  dem“Politischen  Forum  Ruhr”am  12.11　.2001.)安全问题重又成为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尔再度撰文论　述德国的“文明国家”外交政策问题，指出：全球化进程及其后果迫使世界政治必须采　取新的应对措施，以对付“不仅美国、而且还有德国和整个文明世界面临的威胁”；只　有推行一项全面的“国际秩序政策”才能有效对付新威胁，这也是德国外交政策在新时　期面临的新任务。(注：Hanns  W.Maull,Internationaler  Terrorismus.Die  deutsche　  Aussenpolitik  auf  dem  Pruefstand,in:Internationale  Politik12/2001,S.3)
　　毛尔在“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