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事件以后提出的“国际秩序政策”同其90年代初期倡导的“国际政治　文明化”相比，乍看起来相距甚远，可仔细审视一下，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措　辞谨慎了(当务之急是国际反恐斗争，恢复世界秩序)，可实质内容却具有根本一致性。　首先是两者都从政治的整体性出发，主张打破国内、国外政策界限；在国际关系中树立　新的国际行为准则，依据不同情况，对发生危机或冲突的国家/地区采取诸如相互监督　、核查、法律调解、直至向危机冲突地区派遣国际维和部队等措施。
　　其次是安全内涵的广义性和不可分性。“国际政治文明化”的论点是：实现这一目标　的前提条件是西方发达国家要重视东方与南方国家的发展；倘若这些地区文明化发展脱　钩、世界贫富悬殊扩大所导致的后果如社会动荡、逃亡、核武器扩散等，最终也会威胁　到发达的文明国家自己；西方发达国家对外关系要以普世的利益规范为主导，而不是以　自身的特殊利益为指针。(注：这是毛尔1992年文章中的第3和第4条论纲内容，第271—　273页。)同理，“国际秩序政策”在指出国际冲突新形式(如恐怖主义的自杀性攻击等)　以后，也进一步强调说：要对付这些威胁，需要有实现政治民主和与经济繁荣的俄国、　需要有巴尔干和近东地区的持久和平、需要有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和非洲地区的持续发　展等等，总之要改善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处于不利地位人们的境况。(注：毛尔文章(20　01年)，第3页。)


　　具体来说，德国外交政策新任务“国际秩序政策”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内容：第一，同　美国实行紧密的但不是无条件的合作，以塑造国际新秩序；第二，继续深化和扩大欧洲　一体化；第三，在世界范围致力于扩大和平、繁荣与民主区域，继续发展区域性和全球　性国际机构和机制，遏制暴力，处理世界范围冲突的手段文明化和法制化；第四，倡导　和支持在危机和动乱地区构建国家的进程；第五，奉行以民主和宽容、开放的社会和经　济秩序以及社会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外交政策，以有力回击原教旨主义挑战。(注：　详见毛尔文章(2001年)，第6页。)
　　2、“国际秩序政策”最重要的行为体
　　作为一个“超前的民族国家”，德国已经发展成为西方继美国之后或不同于美国的“　国际秩序政策”最重要的行为体，因为德国的“文明国家”资格条件较为完备，国际作　用也较为突出。
　　如上所述，“国际秩序政策”与“国际政治文明化”在历史必要性方面具有根本一致　性。此外，在现实可能性方面，两个进程也有很大共通性：都需要有“文明国家”发挥　重要作用。“文明国家”具有特定的外交政策行为方式，可以促进国际政治秩序化和文　明化向前发展。早在90年代初，毛尔就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明国家”外交政策问题　。首先，“文明国家”的资格条件是：稳定的民主制度；坚实的物质基础；对实行超国　家外交政策广泛的社会支持；致力于国际分工和纳入国际相互依存体系。(注：毛尔199　2年文章论纲之9，第275页。)
　　关于“文明国家”的国际作用，一方面包括塑造能力和塑造愿望，另一方面还要确定　国际政治文明化的具体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手段。(注：毛尔1992年文　章论纲之7，第274页。)“文明国家”外交政策主要依靠非军事手段，其中经济制裁和　政治导向的经济优惠双管齐下措施最为重要，但强调必须要有军事实力做后盾，且不排　除使用武装力量；采用军事手段需要特别要求，即要有集体决策的合法依据和广泛支持　；采用军事手段需要慎之又慎，其目的依次是保障和平、威慑、反侵略、用战争重建和　平。(注：毛尔1992年文章论纲之5，第273—274页。)
　　用综合和比较的眼光来看，德国的“文明国家”资格条件与国际作用最为完备与突出　。除了具备“文明国家”的一般性能力以外，它还拥有其它西方大国如美、英、法、日　等国所不完全拥有的特殊条件：它在地理上位于欧洲中心，属于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　国家；它在经济上对国际体系高度依赖，国内生产总值大约30%依靠对外贸易创造；它　在安全上放弃了制造、拥有和控制ABC武器，并对常规军备进行限制。因此，它对国际　危机高度敏感，也最热衷和致力于伙伴合作与国际多边行动。关键还有，德国纳粹暴行　的历史教训使它从1949年建国开始就将西方一体化作为其安国立世的国策，至今不变；　德国“基本法”还对向国际机构让渡主权作出专门规范(“基本法”第24条)，等等。
　　国际政治文明化是德国安全及其特殊利益实现的根本前提。为此，德国已经作出了很　大努力，对欧洲/世界经济繁荣与欧洲/世界安全与稳定发挥了支柱作用。1998年德国社　民党和绿党上台联合执政以后，在保持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革　，确定了新重点、补充了新因素，以更加突出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的内核。
　　施罗德政府执政以后，有批评说他懈怠了欧洲一体化事业。(注：如2001年8月我在德　国法兰克福学术访问活动中与Czempiel教授交谈时，他就尖锐地批评了红绿政府的欧洲　政策不求进取。又如前欧盟委员会委员Karel  Van  Miert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　时指责德国重新民族主义化的欧洲政策倾向：欧洲联盟大国从来不愿受到约束，法国人　总是这么干的；如今德国人也开始这么干了，重新奉行国家至上政策，把欧洲政策只放　在辅助政策的地位上。详见Spiegel,Nr.1/2002，S.143—144.)其实，与其说是懈怠，　毋宁说是调整了德国自阿登纳总理以来欧洲政策的实施风格。德国根本无法承受欧洲一　体化事业搁浅甚至败北的代价，这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底限，无论哪个政党、哪个联邦总　理执掌权柄都无法改变它。然而，迫于国内社会与经济压力，施罗德政府上台以后显然　更加注重国内对欧洲一体化事业的承受力和支持度问题。(注：德国政界、学界人士普　遍认为：假如德国纳税人继续以超比例的较为极端的形式为欧盟财政作贡献，长久下去　欧盟建设将会失去德国大多数公民的支持。)从此意义上来说，德国努力促进1999年3月　在柏林召开的欧盟特别首脑会议通过《2000年议程》以及确定2000年至2006年欧洲联盟　的财政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改善了德国为欧盟财政的净出资状况，也为欧盟机　构改革和东扩谈判创造了重要前提。2000年5月12日，德国外长菲舍尔在柏林洪堡大学　发表讲话，提出了欧洲一体化终极发展目标的设想；是年12月在欧盟尼斯首脑会议上，　德国又明确倡导一体化事业要更加贴近公民、加强政策透明度和民主合法性等，这些主　张已经写进“尼斯宣言”，成为欧洲联盟改革的中心任务。
　　在处理国际危机方面，德国红绿政府上台伊始就面临“科索沃危机”的挑战。德国利　用其欧盟轮值主席国地位，先是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特别是争取俄罗斯加入到西方共同　政治行动中来，迫使南联盟就范，避免后果不堪设想的地面战争；继而又倡导东南欧稳　定公约，为这一地区局势稳定作出贡献。(注：参见毛尔文章(2001年)，第7页。)如前　所述，“文明国家”外交并不排除军事手段在国际危机处理方面的作用，但更加重视非　军事的政治战略与手段。在这方面，红绿政府已经制定和通过一项“用民事手段预防危　机、化解冲突和巩固和平总体方案”。鉴于冲突预防需要协调外交、安全、发展援助、　财政与经济、环保、文化、法律等各方面政策，且还必须依靠国际合作机构网络，如联　合国、欧安组织、欧洲联盟、欧洲委员会、北约等，因此，德国政府在“民事和平行动　计划”中设立了志愿者行动训练项目，用于国际和平使命，如作为观察员监督科索沃和　马其顿选举；参加东帝汶机构建设；履行高加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