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维和使命等。德国还在8国集团范　围(G—8)倡导重视“妇女在预防冲突中的作用”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注：参见　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长Dr.Ludger  Volmer2001年11月12日讲话，前引文，第5页。)
　　在南北关系上，施罗德政府认为，前任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较为空泛，单一的经　济政策取向明显，所以对原有政策内容进行了调整和补充，如政治、安全与人权对话，　有效政府管理与文化合作等。在与中国关系上，法治对话、环保合作是新设项目，已在　两国关系中占居重要地位。对亚洲其它国家，施罗德政府也有新建树，如倡导欧安组织　(OECD)与亚洲地区论坛(ARF)就安全问题展开对话；在2001年9月举行的柏林“亚太周”　活动中，德国首次邀请北朝鲜参加活动，努力以对话代替对峙，以一体化合作取代导弹　防御系统，避免“文明的冲突”出现。
　　联合国是解决全球问题与地区危机的最重要机制，在这方面，1998年德国红绿政府也　出台一些新政策。如由德国外交部负责，在柏林设立“全球问题论坛”，定期邀请从事　国际政治活动的各种不同行为体，如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代表、经济和社会界人士等，“　官私一体”(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地坦率交换意见；2001年11月16日举行的“　全球问题论坛”题目是“全球化与传媒”。论坛交流中产生的许多有益观点和想法都将　直接纳入德国的官方政策之中。
　　总之，德国正在努力发挥“文明国家”的国际作用。只是“应然”与“实然”经常是　有差距的，目标、愿望也往往与能力和手段不相吻合。特别是，超前了，肯定就有其它　国家的跟上与否问题。德国国际政治学教授米歇尔·施塔克(Michael  Staack)就将伙伴　国家的一体化或合作与否，作为统一德国中、长期外交政策连续性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注：Michael  Staack,Handelsstaat  Deutschland.Deutsche  Aussenopolitik  ineinem  neuen 
 internationalen  System,Paderborn  2000,S.20。)从这方面来看，德国　实施“国际秩序政策”还面临不少困难与障碍。
　　3、“国际秩序政策”的困难与障碍
　　德国实施“国际秩序政策”面临的困难与障碍，首先是来自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倾向　。“9·11”恐怖袭击直指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美国霸权，因此，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和全面推行“国际秩序政策”时，美国承担领导责任，是责无旁贷的世界秩序大国。然　而，当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依靠盟国与伙伴支持时，它却不愿受到这个它所创造　的体系的约束，它的自我意识和政治文化使它只想凌驾于这个体系之上或游离于这个体　系之外!另外，美国拥有全球总收入的30%；兵力足以击败世界性联盟；军费数额不但位　居世界第一，而且还超过世界其它9个军费大国国防预算的总和!(注：新加坡《联合早　报》4月26日文章：“十大矛盾影响布什政策”，转引自“参考消息”2002年4月29日。　)这种经济与军事实力对比的超强优势也助长了美国单边主义趋势。
　　另外，欧洲一体化建设困难重重。用“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的标准衡量，法国和英国　经常呈现出一种传统“权力大国”与现代“文明国家”角色相互矛盾的状况，从而限制　了它们在欧洲一体化建设之中更加积极发挥作用。2002年4月7日，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　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伯(Robert  Cooper)在英国《观察家报》发表一篇“新帝国论”　的文章，引起世界范围广泛关注和巨大反响。乍看起来，库伯是在盛赞欧盟“后现代社　会”典范，意欲强力向世界输出这一模式；然而，仔细揣摩一下全文主旨，可以悟出他　是反对欧洲一体化向更高程度发展的!他所真正支持和欣赏的欧盟，是“跨国家的而不　是超国家的体系”，是“一个自愿的国家联合体而不是诸国要臣服于一个权力中心”；　因为“欧洲合众国是历史留下的一个梦想，即认为民族国家从根本上来说是危险的，唯　一能制止国家无政府状态的途径就是强化对它们的霸权”；“可假如民族国家本身就成　问题，那么超级国家就当然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实际政策的操作层面上，英　国经常是阻碍欧盟一体化向纵深度发展的障碍；在一些国际热点问题上，英国也总是先　同美国一起行动，而把欧盟伙伴国抛在后面。
　　德国实施“国际秩序政策”还面临来自本国的困难。德国统一以后，实力和影响都已　增强，但却并没有相应地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是德国把政策重点从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转向了国内经济和政治领域，大大减少了联　邦财政预算对国防部、发展合作部和外交部三大外交政策部门财政拨款。以1990年、19　95年和2000年三个年份为例，上述三大外交政策部门在联邦财政总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从　1990年的16.3%，已经下降到1995年的12.5%和2000年的11.7%。尽管“9·11”事件以后　，联邦国防军的财政状况由于每年新增拨款15亿马克而得到改善，但德国要履行它在安　全政策方面对北约和欧盟军事贡献义务的承诺，以它目前的财力水平仍然远远不够。
　　德国政策重点转移的负面影响还反映在德国政治与社会精英的职业选择上。在这方面　，勃勃进取的领导人才愈来愈多地进军企业界和非政府组织部门，把外交政策作为职业　升迁工作领域的议会议员十分少见，从事外交和国际组织工作的精英人才后备力量因而　严重不足!再有，德国公众社会对外交政策问题或是兴趣索然，或是要求苛刻：既要有　效对付威胁、保障安全，又要尽可能避免任何花费、不冒风险。总之，德国统一以后面　临的“内部统一”挑战以及因向东部建设注入巨额资金而背负的巨大压力等，使上述局　面难以有望在近期得到根本改善。
　　柏林不是魏玛，但也不是波恩了。伙伴合作、一体化、多边主义等这些“文明国家”　外交政策的规范要求，已经成为德国1949年以后逐步建构起来的外交政策新传统。它们　既是迫于当时国际形势和战胜国压力、又是德国在二战废墟上痛定思痛以后作出的选择　，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已经形成一种定势、习惯和稳定的结构。它们对欧洲乃至世界　的和平与稳定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也符合德国自身的根本利益与需要。在21世纪新的　历史发展条件下，德国将继续利用现有各种双边、多边的国际关系机制与渠道，特别是　德法关系与欧洲联盟、德美关系与北约、德俄关系与欧安组织，来发挥作用。尽管在对　外关系中掌握好分寸(既不居高临下、张牙舞爪，也不仰人鼻息、手足无措)不容易，但　德国是会努力去做的。
　　总而言之，如果把“新德国问题”理解成统一德国是否将重蹈历史上霸权主义的“权　力国家”外交政策的覆辙，那么问题答案是否定的了。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这样!
　　注释：
　　(20),11581,680095,00.html,p,4.
　　(21)譬如我国《人民日报》2002年4月25日就发表述评文章：“‘新帝国论’的梦想”　，猛烈抨击了文章论点，称这篇文章是新帝国主义“给老殖民主义的僵尸披上时髦的外　衣”；“实质是在为新时代的强权政治鸣锣开道”；“为死去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扬　幡招魂”等。
　　(22)毛尔教授认为，除了科索沃战争期间德国发挥了重要作用等个别情况以外，德国　在1993年批准欧洲货币联盟以后直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都是逃避“文明国家　”外交政策的领导责任的。详见其文(2001年)，第8页。
　　(23)这使德国外交政策的诚信受到损害。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毛尔认为：德国必须为它　的政策承诺创造足够的资金条件，否则就干脆下调承诺义务。详见其文(2001年)，第7　—8页。
　　(24)1990年德国统一以后，德国政府向东部地区的转帐支付为1万亿欧元，今后仍要继　续这一转帐支付，约占GDP的5%。详见DIE  ZEIT，Nr.49/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