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德首先探询了“人文主义”一词的拉丁词源humanus，这个词最初意味着“信条”(doctrine)与“规训”(discipline)，且它“并不适应于芸芸大众，而只适合于挑选出来的一小部分人”，即它“是贵族式的”(aristocratic)而非“平民式的”(democratic)，而人道主义者则对“全人类”富有“博大”的“同情心”，如今人们却多将“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混为一谈。相对于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者的关怀对象更具“选择性”，关注的是“个体的完善”，而非“全人类都得到提高的那种伟大蓝图”，他坚持“同情”(sympathy)需用“选择”(selection)加以调节，因此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便是在“同情”与“选择”之间保持着“正当的平衡”(a just balance)。
　　但是，尽管“人文主义”一词最初意味着“信条与规训”，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对于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者而言，“人文主义”却意味着对一切规训的反抗，“是一种从中世纪的极端走到另一极端的疯狂反弹”，然而到文艺复兴后期，其主要趋势又远离了那种欣赏“自由扩张” (a free expansion)的“人文主义”，转向了具有最高程度的规训与选择的“人文主义”。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认识与需要，人们在不同时代对于“人文主义”产生了不同的定义，于是便导致了“人文主义”概念的含混不清。通过梳理这一含混不清的“人文主义”概念，白璧德向我们揭示出其中蕴藏着的一个清晰的历史发展模式：“人文主义”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趋势，这两种趋势随着不同时代的不同要求交替产生，甚至在同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中，亦分两个时期呈现出来。例如，在文艺复兴的第一个时期，占据主流的是一种解放运动，这便是“第一个伟大的现代扩张时期”，是“对个人主义的第一次促进”，但是，当“无政府主义的自我张扬和放纵”的“博放时期”对于社会似乎已经构成威胁的时候，社会便会开始对个体产生反动，于是在文艺复兴的第二个时期，强调规训与选择的“精约时期”便随之而来。这两种时期交替出现，不断对前一时代形成反拨，起到补弊救偏的作用。
　　白璧德还进一步指出，尽管“精约时期”与“博放时期”互为反动，但这两种对立的趋势实际上存在着“目标的潜在统一”：“人文主义”根据时代的不同，或侧重于“一”，强调规训与选择，内敛自制的原理(即“人律”)得以彰显；或侧重于“多”，支持自由扩张，大力促进个人主义，表现为自我的张扬与放纵(即“人律”失而“物律”显)。过度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走向极端的“多”)和过度的“超自然主义”(supernaturalism)(走向极端的“一”)都会破坏这种平衡，完全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导致彻底的灭亡，例如古印度因过分强调“一”而毁灭。反之古希腊因泛滥于“多”而衰落。从而，“适度的法则”(the lawof measure)才是最高的人生法则，我们强调“人律”而反对“物律”，就是要充分重视并运用精神上收敛集中的原理，使个人人格日臻完善(perfection)，造就“完人”(the completeman)。人注定片面，而人之所以成为人文的，就在于他能战胜自身本性中的这个命定之事。人文的心智就是要在“一”和“多”之间保持最佳的平衡。事实上，人文主义者只能在极度的“同情”(sympathy)和极度的“规训”(discipline)与“选择”(selection)之间，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摸索平衡的支点，并根据调和这两个极端之比例的程度而变得“人文”——这就是“人文主义”的真谛。因此，上述两种趋势的目标就是一致的，即都在于“造就完善的人”，只不过一方是希望通过“扩张”、而另一方是希望通过“集中”来达到这一目的罢了。
　　通过运用这些丰富的二元对立项，白璧德给出了一种阴阳运式的历史观，在这个模式下，每一个时代都是对前一时代的否定与扬弃。尽管白璧德本人对于一切形式的历史哲学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但从其精确不移的“二元论”式的历史发展模式看来，特别是其中对于“潜在统一”之“目标”的强调，他的历史观仍不免带了一丝历史哲学的痕迹，这深深地影响到白璧德此后所有著作的品格，不论它们分别处理的主题有何不同，其中所贯穿的基本概念则完全一致。
　　
　　三、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
　　
　　白璧德一生有著作八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Essays inDefense of the Humanities，1908)；《新拉奥孔》(The New Laocoon：An Essay on the Confusion of theArts，1910)；《法国现代批评大师们》(The Masters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1912)；《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1919)；《民主与领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1924)；《论创造性及其他》(On Being Creative and Other Essays，1932)；《法句经》(The Dhamrrmpnda：Translatedfrom the Pali with an Essay an Buddha and theOccident，1936)；《西班牙性格及其他》(SpanishCharacter and Other Essays，1940)。这些著述涉及内容极为丰富，难以全方位加以阐述，不过其中的核心概念则一以贯之：1　一个基本点——“内在制约”；2　“二元论”；3　“存在的三个等级”。以下试分别论之。
　　1　一个基本点——“内在制约” (inner check)
　　“内在制约”(inner check)是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最核心的概念。白璧德的八部著作表现为这一概念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展开，分别论证了“内在制约”在教育、艺术、文学、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如何实现并发挥作用。那么，何谓“内在制约”?由于这个概念(以及其他核心概念)在白璧德语汇中是逐渐成形的，我们不妨先就该词的生成过程作一了解。
　　该词在《新拉奥孔》一书中首次出现，但仅出现过这一次，见白璧德引述爱默生语：“东方人将神(God)本身定义为那种‘内在制约’”，并指出“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几乎在所有真正的宗教书籍中都可找到这一观念”。
　　“内在制约”一词虽然在白氏奠基之作《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一书中还未出现，但该书第一章“什么是人权主义?”(What isHumanism)已经指出，“人文主义”一词最初意味着“信条与规训”，今人如果不像古人那样给自己套上信条或规训的枷锁，至少也必须内在地服从某种高于“一般自我”(the ordinaryself)的东西，不论他把这东西叫作“上帝”，还是像远东地区的人那样称为“更高的自我”(higher self)，或者干脆就叫“法”(the law)。假如没有这种内在的限制原则，人类只会在各种极端之间剧烈摇摆，只有遵守“核心准则的管束”，在“一”和“多”之间保持最佳的平衡，人的心智才能保持健全。由此可见，书中“内在制约”概念之基本意涵已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