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20世纪的伟大历史剧变

作为唯一产生了先进的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地区，欧洲在19世纪末以前的数百年里曾是世界最有活力的一个权势中心。[1] 欧洲列强凭借其优势向世界其余地区扩张，在19和20世纪之交达于顶峰。然而，欧洲在通过对外扩张将世界结合为一个整体的同时，也激活了世界非西方民族在改变了的内外环境中争取独立自强的潜在力量，这就开始了它始料未及并且最终无法控制的一个历史进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觉醒和新生。1900年，美国著名黑人运动领袖和作家威廉？杜波依斯断定，20世纪的首要问题将是"肤色线"问题，即世界有色人种同白人的关系。几年后，未来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创始人之一阿尔弗雷德？齐曼也预言，在他那一代人时间里很可能发生最重大的历史事态--有色人种赢得对白种人的胜利。[2] 的确如此。20世纪开始时，占世界陆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大部分的广大不发达地区，差不多全是欧洲列强（加上刚崛起的美国和日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到70年代后期各殖民帝国业已全部瓦解，半殖民统治则充其量仅剩下很少地区并且气息奄奄。"统治-从属关系已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国际关系模式，外国统治也已成为被咀咒之物，经济制削遭到谴责和抨击，领土补偿已被当作外交上荒唐可笑的……国际行为的现行规范命令非殖民化，其强调程度恰如早先的规范规定殖民化。"[3]

主要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三十年内的这一伟大变化，就范围、幅度和速度而言都可认为是人类政治变更史上首屈一指的。它是世界非西方民族"对西方造反"的结果，而贯穿其中的是政治独立、主权平等、种族平等和文化解放这四大主题。[4] 然而，与这造反密切相关，或者说作为造反及其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的，是非西方对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观念、体制和技术的主动适应和有选择的吸收，即向西方学习，以便与西方作战。[5] 非西方国家的先进分子既对西方统治造反，也向本国的传统势力挑战，他们向往的并非返回西方人到来以前的那种社会，而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他们所借鉴的、同本国国情结为一体的经验，大部分可以最简洁地概括为如何创建现代民族国家，而他们对世界历史的伟大贡献之一，就在于决定性地完成了500 年来世界政治最基本的大趋势--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人类普遍的政治组织形式。在现代世界，先进的经济技术方式、社会政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必然广泛地扩散，绝非某一国家或地区所能长久独占。20世纪里，西方的先进成果一直在以加速度扩散，在此过程中西方逐渐失去其全面的压倒优势，非西方民族则经过学习和造反摆脱西方统治。

◎亚洲及非洲现代民族主义的涌现与其原因

概而言之，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崛起及其导致造反成功的发展，经历了大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总结的三个典型阶段，[6] 而较早经历了这些阶段的是亚洲的现代民族主义。首先有被称为"原始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 ）的准备阶段。在此阶段中，西方扩张者对其控制下非西方传统社会的侵蚀和压迫，激起了以仇恨西方人和眷恋旧传统为特征的反抗运动。此类反抗固然同逝去的往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中不少已经出现了对西方影响作积极回应的萌芽，包括试图"在西方创新的影响下重新检验和重新构建本土文化"。[7] 更重要的是，它们毫无例外的失败引起了对传统体制和文化之现今价值的深刻怀疑，这同其他因素一起，促成了下一个阶段即现代民族主义的真正出现。在其中，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一般是新潮的开明精英，其基干和社会基础几乎全由城市的部分中小有产者和知识分子构成，而其目标大多从争取部分民族权利和若干政治、文化进步这两个方面出发，来改良西方或其代理人的统治，而非推翻之。第三个阶段是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蓬勃兴盛和大发展，其特征主要在于将城乡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进一个旨在最终实现民族独立与社会革新或改良的运动中去。它与第一个阶段的主要区别，在于积极顺应世界潮流而非徒然眷恋过去，与第二个阶段的最大不同，则在于拥有宽广得多的社会基础和强大得多的政治力量，从而具备了造反成功的基本保障。

从时间和重要性来看，亚洲现代民族主义兴起的代表是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在中国，以早年战争后列强瓜分狂潮为头号刺激因素，突发起两大"原始民族主义"运动--戊戌变法与义和团。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们大都是半封建的人物，希望中国也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而且（特别是康有为一系）力图维持儒家体系的根本价值观念，办法是按照现代条件重新解释和运用儒家经典。义和团则是下层大众的反洋运动，其组织、宣传和作战方法完全出于民间旧传统，很大程度上被清廷顽固守旧派利用。1905年，上海商务总会发起大规模抵制美货运动。它由长期以来美国西部诸州的迫害华人暴行和美国政府的排斥华人法令激起，席卷中国十几个省和数百个城镇，持续时间长达八个月之久。[8] 它实际上可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开端。短短几年后，严重侵害中国主权和华商利益的湖广铁路借款又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这场数省绅商民众共同反对清政府"夺路劫款，转送外人"的斗争，连同孙中山及其同盟会具有反帝爱国色彩的革命活动，以及为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商界学界抗议和抵制日货运动，[9] 表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已广泛涌现，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标志它开始步入上述第三阶段。

在印度，自"原始民族主义"的大爆发--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民族主义几乎始终与国大党联系在一起。这个政治组织系于1885年按照一位英国自由派人士的建议而成立，其初始的宗旨是在一盘散沙似的印度人中间培养统一的印度民族观念，并且通过倡导某些改良来加强将英国与印度联系在一起的纽带。[10]　 在头20年里，国大党差不多无异于一个上等阶级清谈馆，而果帕尔？克里希那？郭克雷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党领导人。他和他的同僚们"仅仅要求（英国殖民当局）在做法上较为自由主义些，同时给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较大的官职份额。"[11] 20 世纪开始后不久，激进派崛起于国大党内，其领袖伯尔？根加德尔？提拉克主张必要时用暴力推翻英国统治，实现印度独立。不过，他以复旧的态势大力褒扬据称纯洁的印度教传统，反对变革种姓制度和落后风俗，因而他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向后看的、半宗教的民族主义。[1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激进派影响衰减，加上英国宣布将开始逐步构建印度自治体制，这个对英国的作战努力颇为重要的大供应地还算平静。然而大战结束不久，民族主义浪潮便高涨起来，并且在既通晓西方文化也深知印度国情的大政治家和思想家圣雄甘地的领导下，开始进入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三阶段。

在土耳其，较早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一般认为产生于19世纪中叶后期，其基本特征是反对政教合一、陈腐落后的专制帝国体制，主张土耳其现代化，以此改善愈益严重的半殖民地状态中本民族的独立生存机会和发展机会。[13]　 在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民族主义改革者鼓励和支持下，帝国宰相米德哈特于1876年制宪，规定君主立宪制度，但很快因旧势力反扑而失败。下一代青年土耳其党人以作家兼社会学家齐亚？戈卡尔普为思想领袖，他认为奥斯曼帝国衰朽的主要原因在于过分强调伊斯兰教，主张实行政教分离，采纳西方科技，并且建立能使知识精英掌权的政治体制。[14] 1908 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起义，逼迫苏丹恢复宪法，重开国会，但国家政治的其他方面基本上未得到改革。到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下一个阶段即"凯末尔革命"时期，斗争的主要矛头将转为直指西方帝国主义。另外，同样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地也开始有了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或其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