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后几番奋斗，几番失败。是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他本人那最为可贵的思想、政治朝气，使他在晚年开始走上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道路。这条道路从根本上说，就是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来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作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以在农村建设党、革命武装和根据地为主要内容的独创性大战略，开发中国极为宏伟的民众人力宝库，并且在此过程中越来越成功地进行中国的革命改造。在印度，决意并且善于发动大众的甘地执掌民族运动领导权。为扩大其社会基础，他以在印度可谓石破天惊的革命性举动--在"不可接触者"中间生活和收养一名"不可接触者"的女儿为义女--来试图打破各种姓阶层和他们之间的传统壁垒，并且号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争取印度独立。他将国大党重组为一个群众性的、在相当大程度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从村社经过区、省直至中央逐级整合，使之基础扎实、行动统一。他依靠这么一个政治组织，多次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这非暴力不合作按照他的说明，是"试图革新政治，恢复道德力量的原有地位"，"显示物质力量同道德力量相比一钱不值"。[31]　 在当时的印度，这样的原则加上甘地本人的身体力行，确实提供了一项大众都能懂得的崇高信条，提供了促使他们奋起的道义驱动。从1930年甘地率众远赴海滩采盐，非暴力不合作发展为非暴力不服从。这项看来旨在反对英国当局食盐垄断的行动，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抗议英国拒不给予印度独立的确实承诺，它开启了30年代印度政治的一个往复不已的模式，即从非暴力不服从行动到当局捕人，再到甘地绝食而后当局退让，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越来越难维持。在越南，现代史上最杰出的革命家之一胡志明于1930年主持建立越南共产党（不久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并撰写了党的行动纲领--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和团结所有爱国力量完成民族独立事业。在共产国际左倾盲动路线和关门主义导致的几年严重挫折之后，胡志明于1941年重返越南领导革命。他主持建立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作为尽可能多地吸收各类爱国者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线领导机构，同时在越盟之外按社会阶层、行业和村落等组织各种各样的救国会，以便最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在越益雄厚的民族基础上，依凭同中国共产党人相似、但也有所独创的大战略，胡志明在二战结束之际成功地领导进行八月革命，宣告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32]


土耳其、中国、印度和越南只是我们现在谈论的时期里非西方民族主义的最重要史例，而其全景当然更加波澜壮阔。面对这几乎席卷近半个地球的史无前例的大造反，西方殖民半殖民国家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仅仅、或大都诉诸于武力镇压。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西方的军事力量已不敷所需，也在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海外统治的道德合法性已受到近乎致命的损伤，这有如英国殖民大臣米尔纳勋爵抱怨的那样，"帝国"一词现在已广泛地被等同于蛮横征服和以强凌弱。[33]　 在此情况下，较多地使用和平的政治手段是必然的了。这些手段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第一是对殖民地国家许诺并多少实施逐步自治，希望以此抵挡甚至消除独立要求，而对半殖民地国家则以逐步放弃某些特权为让步，试图保住另一些特权以及总的影响或控制。在前一方面，特别突出的是英国的印度政策。1917年，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在国会宣布，英国政府不仅准备让印度人越来越多地担任行政官职，而且准备授予自治机制，以便在印度逐步实现"责任政府"。两年后，英国着手施行前面提到过的蒙塔古-契姆斯福改革，逐渐将治安和财政以外的各省治权转归民选的议会和向其负责的官员。与此相关，印度行政、经济和文武官制等方面发生了被认为是"从帝国主义后撤"的其他变化。[34]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随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迅猛发展，西方列强自华盛顿会议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处于守势。在北伐战争期间，与先前的情况大不相同，它们基本上不再以军事干涉来对待中国人民和革命政府的一系列反帝行动。1928年，列强除日本外将关税自主权交还中国，翌年底又承诺开始逐步废除在华治外法权。[35]

在此类让步之外，西方国家的第二类政治手段是实行由英国历史学家罗宾逊和加拉弗尔较早阐释的"间接统治"，[36]　 即保留并扶持那些愿意同殖民半殖民国家合作的当地统治者，特别是较多地保持着传统威望和合法性的王公贵族中间的顺从者，通过他们来控制和盘制当地社会。效忠于英国的埃及国王法鲁克和听命于法国的安南皇帝保大，便是这"欧洲帝国主义之非欧基础"的典型例子。甚至在印度，当逐步自治计划证明无法真正抑阻民族独立要求时，间接统治也被拿来当作维持殖民利益的一招：1935年，英国政府制定《印度政府组织法》，试图据此搞出一个"主要由封建土邦主和基于宗教的反动政党组成的全印度继承政府"，[37]　 以供日后操纵。第三类政治手段与此正好相反：殖民国家着重培植一个受西方教育的现代精英阶层，以便钳制甚至最后铲除那来自（或潜藏于）传统的教俗上层势力的"原始民族主义"危险。法国在北非就实行这种政策。当然，武装镇压依然是列强对付非西方民族主义的一大手段，殖民史上某些异常惨烈的杀戮正是发生在两战之间的时期里。[38]　 依靠所有上述政治的和军事的手段，加上民族运动内部大都存在的严重歧异或分裂，殖民半殖民统治仍能勉强维持。

◎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多样性

上面已经涉及到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多样性问题。它首先来自民族运动内外目标之间的关系，然后依照内外目标以及所用手段是革命性质还是改良性质的来决定运动的不同基本类型。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都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社会，即使西方的侵蚀已使之多少发生了朝现代化方向的变化。这些社会若不更新，就无法适应时代潮流，从而无法摆脱羸弱无力、受人欺凌的状况。考虑到殖民半殖民国家几乎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保留、扶持和利用传统体制和传统的统治势力，而削弱和破除这样的体制和势力又总是动员大众参与民族事业并由此保证它可以成功的前提条件，情况就更是如此。因而，大凡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只要是较为成熟的，就必然把民族解放同社会改造结合起来。"说到底，在亚洲也在非洲，对西方的造反都合为一场更大的造反--对过去造反。"[39]　 不过，某些时候在某些地方，这造反无论就内外目标还是就手段而言都如此温和，以致宁可称之为改良。例如，前面提到过的突尼斯宪政党、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联盟以及郭克雷领导时期的印度国大党便是如此，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创建者礼萨汗以及很大程度上1927年以后的中国国民党也是如此。[40]　 与这些相反，第二类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在内外目标和手段两方面都是革命的。分别以毛泽东和胡志明为代表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越南独立运动，就是其中最杰出、最成功的。借用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不免宽泛的话说："殖民地最有干劲也最足智多谋的领导是共产党人……凡是共产主义扎根之处，一个运动就有了最好的保障来取得组织功效，欧洲正是凭这功效才在早先时代里战胜了亚洲非洲。认识到社会问题，认识到有必要以社会纲领来赋予民族主义更广泛的基础--这就将农民占大多数的民众发动起来。"[41]　 第三类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可说是对外目标革命，对内目标改良，它的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土耳其凯末尔革命。[42]　 甘地领导下的印度独立运动以及埃及华夫脱党的民族独立斗争应该说也是如此。最后还有一类，即对外目标革命，但争取这目标的手段是改良和渐进的。例如一些半殖民地国家先按照西方"文明标准"逐渐改良自己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