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印度尼西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出现的最初的民族主义团体--奋力会、国民党和伊斯兰教联盟为例：这些团体都以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发起者和骨干力量，都希望印度尼西亚诸岛人民凝聚为统一的现代民族，都要求改革甚或最终取消荷兰殖民统治。[15]



亚洲现代民族主义的萌发与兴起有其两大方面的原因。一大方面是根本性的，即伴随西方入侵而来的新社会因素和当地人民固有的民族自豪自尊，另一大方面则是情势性的，包括出自世界政治的激励和机会、俄国两次革命的巨大影响以及威尔逊主义自决原则的影响。在入侵和统治的过程中，西方人损伤或瓦解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构造，同时促成和造就了亚洲当地新的、先进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力量。就这里的主题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受了西方现代教育的部分知识精英，它们领导实行了"从对外国人和外国优势的愤懑到大规模有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转变。"[16]　 西式教育和其他媒介传播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对亚洲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及其纲领塑造起了尤为突出的作用。在印度，与英国殖民政府压制自由同时，英国人创办的院校却向当地青年传播自由思想；在越南，法国人虽然没有栽下自由之树，但的确栽下了知识之树，使例如武元甲这样的学生了解到法国大革命及其大众动员经验。[17]　 国家平等和种族平等，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所有这些观念都来自西方。"对西方思想例如言论自由、公平法制、独立、民族主义、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的吸收消化，为（非西方的）精英在本世纪争取独立的国家资格开辟了道路。"[18]　 不过，西方的影响只是亚洲各民族奋发振兴的部分原因。被西方人武断地判定为衰朽僵化、气息奄奄的亚洲各国社会和文明，实际上潜藏着伟大的生命活力与更新能力，而殖民半殖民扩张者的欺压和侮辱，为之提供了发动或加速自身振兴进程的强烈动机。亚洲各民族的自豪自尊是它们追求自主自强的最深刻、最持久的推动力。正如对甘地来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生来腐败，因为它们设定的前提是别的民族低人一等，亚洲人民反帝反殖的一大目的就是使自己摆脱这种鄙视。

来自世界政治的激励和机会促进亚洲人的奋起，并且提供了他们的事业取得进展的一些重要条件。这里所说的激励，是指随日本赢得日俄战争一事而来的鼓舞和启示。它表明，落后民族只要学会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军事组织方式，就可以力克白人强国。正是在这事态往后的几年里，包括土耳其、伊朗和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发生了以现代民族主义为一大特征的改革或革命。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亚洲民族主义发展的空前机会。首先，英法等国为巨大而又紧迫的战争需要，从其亚洲殖民地抽取超常规模的物质和人力资源，这就提出了以政治让步来作"补偿"的问题，承诺着手构建印度自治体制的蒙塔古-契姆斯福改革[19]　 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不仅如此，被它们征召去作战或作工的上百万人员[20]　 带回了欧洲先进的思想观念，包括民族权利、公民权利以及社会革命观念，这大有利于亚洲的民族民主运动。还有，协约国和同盟国旨在鼓动对方属地造反的战时宣传，也起了类似的作用。"'对西方造反'再也不会遭到列强的联合反对……这是同（1884至1885年）柏林非洲会议那个时期的又一大区别"，也是它在不少地方能够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2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这些机会之外，俄国两次革命的影响甚至很可能更为重要。1905年革命在大半个亚洲产生了不容低估的激励效应。从中国和越南到印度和伊朗，俄国民众对专制政治及其社会基础的猛烈冲击给殖民地半殖地先进分子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启示和鼓舞，以至有学者将它在亚洲造成的结果比作法国大革命在欧洲造成的结果。[22] 1917 年十月革命对亚洲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则首先在于革命翌日颁发的《和平法令》中的民族自决原则。它宣告：不管发生在何时何地，也不管有关民族的发展或落后程度如何，"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强大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的行为"。[23]　 由布尔什维克以如此无保留的方式昭告的民族自决，连同苏俄政府宣布放弃沙俄的一切殖民半殖民权益，在亚洲许多被压迫民族和国家造成了相当广泛、强烈的影响，而列宁与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的高度重视，更使亚洲的反帝反殖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外部推动。在这一方面，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同威尔逊主义倒是不无共同之处。后者包含的民族自决原则，最初可在1916年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见到，其中认为尽实际可能来满足欧洲各民族愿望是战后和平得以持久的必要条件。[24]　 威尔逊"十四点"中的自决原则仍大致限于欧洲，而且只针同盟国，甚至可以说只针对奥斯曼土耳其。[25]　 然而几个月后，鉴于东欧民族运动的迅猛进展和争取世界人心的需要，他终于宣布对奥匈帝国亦将无保留地实施民族自决，并且多少像一位著名学者兼外交家所说的那样，以其言辞将平等主义延展到确认各民族平等。[26]　 威尔逊的自决原则既在欧洲也在亚洲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仅参与鼓动了亚洲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主意愿，而且给了它们一大项具有国际合法性的依据来理直气壮地追求自身民族权利，同时使列强在维持殖民半殖民统治方面处于法律和道义上的显著被动地位。

非洲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显著地晚于亚洲，但地处北非的埃及和突尼斯例外。那里的"原始民族主义"可以1881年阿拉比领导的反英运动为代表。在这对于埃及半殖民地化所作的首次反应中，共有穆斯林保守派、封建地主、旧陆军军官和开明改革派四类基本力量，前三类可以说同现代化进程完全格格不入。然而近四十年后，在英国为从事大战而完全接管埃及内务并大肆盘剥其人力物力的情况下，曾任教育和司法部长的柴鲁尔领导成立组织良好的华夫脱党（或译国民党），其宗旨是埃及完全独立。1919年起，该党领导了持续三年的反抗斗争，终于迫使英国废除对埃及的"保护权"和承认埃及独立，尽管它保留了干涉权利和对埃及防务等事项的控制。[27]　 与华夫脱党成立大致同时，突尼斯也出现了民族主义政党--宪政党。它虽然希望同宗主国法国合作从事行政改革，但也提出过"突尼斯是突尼斯人的突尼斯"。前面所说亚洲现代民族主义萌发和兴起的诸项原因，大多也存在于北非。从撒哈拉沙漠往南，除极少数小块沿海地区（那里早已建立了欧洲贸易据点）有民族主义意识的萌芽外，热带非洲的民族觉醒一般来说尚待40年代甚至更晚，因为在这迟至19世纪末期才落于欧洲统治下的广大地区，尚少足以培育或激发出现代民族主义的现代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条件。[28]

◎两战之间的大发展与列强的多类对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而由于这发展大多以前面所说的第三阶段即精英与大众、民族独立与社会革新（或改良）相结合为根本特征，它甚至可称是飞跃。与此相应，列强的对策也从单一的镇压变为多样性的。在土耳其，陆军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于本国随德奥战败之后，面对协约国强迫苏丹接受不仅剥夺帝国外缘、而且瓜分小亚细亚东部的色佛尔条约，发动军民在民族解放旗帜下坚决抗战。1922年，在法意两国因别有所图而撤出后，凯末尔领军彻底打败英国大力支持的希腊军队，从而得以在翌年另订平等的洛桑条约--"新土耳其诞生的国际证书"，[29]　 并且迅速实行了一系列使得土耳其成为现代共和国的政治、法律、宗教和文化改革。[30]　 这场"凯末尔革命"可称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首次重大胜利。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辛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