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可以超越产生它们的时代”。[113]“我们当然也有理由问，为什么人类的一些永久理想不能用来批判现代性，尽管它们可能产生于现代前？”[114]


其实，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有存在的价值。没有激进主义，就无法冲破积淀已久的巨大历史惰性；没有保守主义，在这个西方主宰的世界上，就无法保持一个东方民族的灵魂。而且，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忧虑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忧虑也都是多余的。在开放的时代，文化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而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也是不可能被彻底毁灭的。文化不是一件可以随意丢弃的衣服，更何况中国文化还有许多值得保守的东西。正如亨廷顿所言，我们完全可以既要现代化，又要中国化。现实的逻辑往往是“中庸之道”，不是你死我活，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融合。但是，实现中庸之道的途径，不是消灭这两种流派，用一个折衷的流派来取而代之，而是让两者共同存在，并维持一种健康的平衡。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令自己满意的未来，就必须“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非如此就不能达到“中西合璧”的境界。[115]
九、承担使命，继往开来
精英的作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复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运动，需要无数人为之付出无数的努力，没有人的自觉努力，这一事业是不会自动完成的。为此，康有为疾呼：“夫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无人任之，不殖降落，……嗟我同志，为兹忧恐，爱开大会，用宏斯道，以演孔为宗，以冀教为事，其亦仁人志志所不弃耶，其亦仁人志士所不弃也耶？”[106]
文化复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普通民众提供了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氛围和土壤；民族文化的制造者，通常知识分子，他们从历史的记录中发掘出往往是乌托邦的文化梦想；最后，还要有政治家操纵的技巧和手段，把民族情绪和意识形态结合成为政治运动。”[107]成功的文化复兴运动需要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把政治与社会、精英与民众整合起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历史地承担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创造者和解释者的角色，……因为教育和社会地位使他们有这样特权，他们天然地就是创造、批判、评价的垄断中心，其他的社会阶层无法向他们挑战。”[118]正是由于精英集中有社会资源，所以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文化复兴是不可能成功的。
精英也是文化重建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精英从一个强大的民族共同体中获得的好处要远远超过普通大众。另一方面，在文化民族主义运动中，精英还可以假公济私、从中渔利。徐迅清醒地指出：“知识分子和精英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占有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控制着大部分社会资源，他们对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力非常敏感。在社会文化的变迁中，要维持他们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他们常常利用民族主义话语来表达他们的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力。”[119]“当民族主义现象被解构成国家性质、精英和民众的关系、意识形态的作用、权力和利益等等，就不再是一个整体的、超越的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操纵的过程。……政治动机永恒地支配着精英和知识分子创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120]“从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分配关系而言，民族主义也可以看作是维持既得利益或开发新的社会资源的功利主义策略。”[121]
在道德领域中，精英对大众具有强大的示范作用，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的品质。精英是大众的道德榜样！如果精英下流无耻，社会必然世风日下，如果精英品行端正，社会必然风气纯正。不客气地说，精英应该对今日中国的道德沦丧负主要责任。试想，如果官员贪赃枉法、商人兜售假冒伪劣产品、大学教授靠抄袭剽窃混饭吃，富人为富不仁明星男盗妇娼，那么怎能期待平头百姓个个讲究礼仪廉耻呢？因此，要扭转社会的道德状况，必须从精英做起。实际上，精英群体的价值改变预示和引导着社会风气演变的方向。
总而言之，作为社会的宠儿，作为民族复兴的主要受益者，作为大众的榜样，精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承担复兴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


我们这一代的使命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专制压迫，经过二十多年的市场污染，[122]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面临彻底崩溃。他们似乎丧失了追求理想、道德和人生意义的能力，而且无法想象和理解这些东西的价值。贪婪、冷漠、平庸统治了他们的精神世界。除了金钱、权力、色情之外，他们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最需要蔑视的就是理想、道德和原则。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需要想象力和想象的勇气，需要追求理想和追求理想的勇气。一句话，我们需要乌托邦。
施拉姆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改革开放，经历了一个历史循环，从追求乌托邦到放弃乌托邦。他认为：“如果最后在政治领域内不出现一个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幻想，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不仅对中国如此，对世界也是如此。”[123]他怀疑中国今天对乌托邦的否定过头了。他认为一个没有乌托邦的社会，“最后一定会导致思想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停滞”。[124]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刻，布热津斯基强调：“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并从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我们正处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因此，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125]
事实上只要有一个历史形成的共同价值，只要有一份捍卫民族文化的信念和责任，只要有一群自觉肩负使命的民族脊梁，只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一个民族总会找到有效的途径和手段使自己的文化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五千年来，中华文化之所以总是能够劫后复生，而且还能不断发展，就是因为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文化薪火传续，殚精竭虑，死而后已。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康有为、梁漱溟、杜维明……灿若星辰。正是他们替天行道，维护民族的生命，也正是他们不断发掘、丰富天道，进而提升民族的生命。在推动天人共同提升的过程中，他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也为自己树立了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的不朽丰碑。这丰碑就树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我坚信，只要中国人不死绝，这丰碑就会永远屹立。只要这丰碑还屹立，中国就不会灭亡。
展望中华文化的未来，杜维明充满激情地写道：“如果我们用一条绵延之流的比喻来形容儒家传统的发展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它在鲁国的根源是微弱的。在儒家之道的第一期，洙泗的细流逐渐扩展为一条浩浩大河，这条大河累世以来界定了中国人的生命取向。尽管随着汉帝国的解体、异族的征服以及中国人心灵之被佛教占据，儒家明显呈衰落之势，但是，在儒家之道的第二期，儒学这条长河从隐蔽的地下水源重新出现而再次成为东亚精神的体现。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全然的迷失，更不用说创造性转化的稀缺，此后，如果儒家之道的第三期有其真实的可能性，那么它就不会再仅仅是中国或者东亚的，而必须流出中文世界，为了其持久的生命力去接受更多的营养扶持。……儒家之道第三期的开始或许是在北京……以一种前瞻的眼光来看，为了精神的丰富和思想的强化，儒家的旅程应当包括诸如纽约、巴黎、开罗以及马德拉斯等地，这看来是一种很好的考虑。”[126]
信奉而且追求一种崇高的民族使命，并且通过复兴文化实现这一使命，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凡的力量。不要小看这种力量！有人说预言的力量在于其科学性，在于它可以使我们预见未来。其实，预言的力量远远超过这些。预言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逻辑上强有力的预言可以征服人心，并促使人们按照预言去思想和行动，其结果就是使预言真地成为现实，而如果没有这种具有魅力的预言，现实也许就是另一种完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