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西方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研究似乎已成热点。已经有一些书籍和文章发表，但1996年由M. E. Sharpe出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Chinese Nationalism）肯定是很重要的一本。该书由Jonathan Unger主编，由西方10位中国问题专家共同撰写。笔者读到了该书目录、引言及最后一章，认为十分值得及时向中国学术界介绍。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基本看法

《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书的主编Unger在引言中对于其余九位学者的观点逐一作了介绍，当然也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这使得我们可以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作一个鸟瞰。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1. 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sentiments）超越了一切政治光谱，因此，无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今后走向哪个方向，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西方人必须时刻警惕的大事。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当中国今天正在脱离党对意识形态的独断控制时，爱国民族主义已植根于国家政权之外。”①Unger认为：虽然中国政府把自己扮演成民族主义的卫士，虽然中国政府需要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而民族主义对此有用，但中国政府并不比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吵嚷得更凶（Unger引用一位美国历史学家Peter F. Sugar的话说：“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无论其国家举足轻重还是无足轻重，其领导人都在不停地利用他们能够利用的一切交流手段去培育民族主义这种对于国家的忠诚。”），因为中国需要对外开放，并且开放带来经济上的好处。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Barme）则更进一步认为：“随着老同志过时的政治日渐销声匿迹，一个根本性的代际更迭和意识形态转换正在变得势不可挡。时至今日，狭隘的原教旨主义者还喜欢以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压制失去控制的振兴民族和发展经济的热情。但是，曾经给予中国人某种视角和自尊的毛主义世界观已被毁弃并无人为之辩护。剩下的是一战前式的粗陋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自70年代以来被重新解释，并受到国际传媒制造的‘东亚’经济与文化崛起的神话与噱头的大肆渲染。现在的信仰是科学、物质财富、资本主义和国家强盛。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温和派影响，还是所有关于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的谈论，以及任何现代布尔乔亚的忧惧，都不能冲减这种信仰。民族主义乃至超级民族主义情感跨越了整个政治光谱，可以断定，任何持有上述观点的个人和集团都在更为广阔的社会中有着追随者。”②换言之，在失去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以及中国具有温和特点的传统文化的冲减作用的中国社会，中国的民族主义反而有可能变得更为赤裸裸，更不可控制。事实上或想象中的民族主义超越政府控制，以及中国日益强大的前景，使得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今天的些许民族主义情绪，也比“文革”时期的大声喧哗来得严峻。
2. 存在着对于中国的乐观主义观点，乐观的基础在于推断中国存在着深刻的地域分裂。
这种乐观主义观点的代表人物是Edward Friedman，他撰写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书的第八章“民主主义的中国民族主义”（A Democratic Chinese Nationalism？）。在此之前，他还出版了一本在西方很有影响的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书《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认同与民主前景》（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Socialist China），该书于1995年由M.E.Sharpe公司出版。
据Unger介绍其撰写的第八章及笔者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认同与民主前景》一书的阅读，Friedman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广东、福建、上海等南方沿海地区的人们已经起来反对单一北方的历史神话，黄河是中华民族来源的神话，转而强调多样化的起源和传统。”③Friedman认为或声称南方的中国人认为：“有着一个强调商业开放性、国际互动、分权的南方文化，以及一个集权、好战、封闭、仇视外国人、反帝民族主义的落后的北方文化。汉民族仅仅是一个政府制造的历史神话，根本不存在一个汉民族。随着南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北方的支配正在逐渐削弱，而南方文化正在逐渐取得优势地位。”为了加强他的观点，Friedman引用了中国前些时候关于楚文化的热炒现象。为了解释中国共产党起源于南方、中共早期领导人多为南方人这样一个事实，Friedman极为强调客家人这个概念。他认为或声称南方的中国人认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走上了反帝民族主义道路并采用了其他一些他们认为不好的政策，是因为中共各级组织中的南方人多为假南方人，即客家人。邓小平是客家人，毛泽东的祖先是明代移至南方的客家人，且其本人长期在落后的北方封闭地区陕北居住；而真正的南方人如彭德怀和周恩来则力图纠正“非理性的落后的毛”。“长征只不过是从一些客家村落到另一些客家村落的移动。”④


3. 更为中性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前景。
Unger指出：“Friedman和白杰明展示了看上去处于对角线两端的两个场景。”但他认为，这也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像《圣经》中约瑟的那件色彩斑斓的外套。它不是由一块布缝制的，不可以作简单理解。它是由政权反复灌输的爱国主义政治召唤、汉民族认同，以及文化自豪感；它是建立一个伟大的民族的抱负与日益增长的地方本位主义的混合物，它同时包括开放的乐观主义和仇外情绪。”Unger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前途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前景：“只要经济发展顺利，只要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未来看上去光明，开放将占主流，反常的民族主义情绪只能在大众娱乐中满足一些情感需要，而在实际生活中无甚吸引力。如果正好相反，当下的经济扩张情况恶化，如果中国人的抱负成为泡影，全套的高度民族主义情绪随时可供作更严肃的考虑。”⑤
Unger还介绍了其他学者的一些观点⑥。《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第一章由James Townsend撰写。这一章主要是针对以Joseph Levenson为代表的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即以中国文明为忠诚对象，而不以国家、种族（State或ethnicity）或两者兼有为忠诚对象。James Townsend认为：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多层次的复合体，包括政治民族主义、汉民族认同，以及文化主义自豪感。所有这些情感都被本世纪更迭的中国政权部分地塑造或重新塑造了。第二章的作者Prasenjit Duara（杜赞奇）则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启发，试图对民族主义重新分类，其结论对于Townsend的观点是一个补充。
John Fitzgerald在第三章中则试图描述中国的近当代国家政权如何不断地改变国家的定义，以及伴随的民族主义内容。他试图论述19世纪的儒家改良派为何仍旧恪守认同于中国文明的文化主义传统，世纪之交的自由共和派如何认为国家是公民的集合体；如何和为什么国民党的革命者和国家缔造者们将国家定义为中国种族的集合体，而共产党则加进了阶级内容。他认为，公民、种族或阶级的国家概念都是国家政权制造出来的，中国人民对于他们的从属关系则另有概念。
白鲁恂（Lucian Pye）则在第四章中探索“非政权主导的民族认同形式”。他认为，除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关于民族的概念之外，还有“通商口岸（coastal treaty ports）的现代化中国文化”。他声称：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最现代化的人们成为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唯独中国是例外。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少有现代化的领导人。白鲁恂认为，中国今天面对的仍旧是“不发达的和不完整的”（inchoate and incoherent）民族主义形式。他将此归咎于中国“早期对于战前发生在沿海地区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汇合的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