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
王赓武则在第五章中将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汇合的失败归咎于“五四”运动的“自由民族主义”的两大政党的排斥。王怀疑共产党在抗日游击战期间在北方农村的农民中宣传的民族主义是否真在随后的共产党的胜利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但Unger认为，很少有人能够怀疑战争和共产党的组织工作确实为以民族主义——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东西——穿透地方主义壁垒开了路。
Allen Chun则在第六章中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分析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如何重新塑造民族主义的内容。他认为，台湾政权是将民族主义与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并且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纪律与控制的部分，将这种由国民党自己重构的传统中国价值通过学校、大众传媒和军队向台湾民众反复灌输。
George T. Crane则在第七章中着重讨论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他认为，经济特区及其经济实践已经逐渐改变了中国的民族认同。他甚至导入了“民族经济认同（national economic identity）”这样一个概念。他和Towsend都认为，中国的大众并没有好斗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相反，80年代和90年代都是中国人开放地接受外来思想和影响的时代。



“操外国人就是爱国”：介绍白杰明的观点

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 Barme）混迹于中国学术、文化圈及至市井二十余年，对于中国的文人圈有着细致入微的了解。这次他撰写《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书的第九章“操外国人就是爱国：中国的前卫民族主义者（To Screw Foreigners Is Patriotic: China’s AvantGarde Nationalists）”⑦。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着重介绍他的观点，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学术界有必要了解西方学术界存在的关于中国事务的极端且有蛊惑力的一些观点，恰恰是这一类极端的观点风靡着喜欢危言耸听的西方大众传媒⑧。另外，白杰明确实掌握了有关中国文人圈的许多基本事实，似乎比其他西方学者要多得多，虽然这并不见得使他能够描绘出一幅比其他西方学者更为正确的整体上的中国图景。
“操外国人就是爱国”这个题目，据白杰明在文中介绍：得自桑晔对一些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访谈。据桑晔说这些大陆留学生“认为操外国×也算爱国（原文为汉语拼音加英文解释：to screw foreign cunt is a kind of patriotism）”。使用这样一个富有刺激性的题目，是想以此概括中国人当下的精神状态。白杰明在该章开头还引用了《北京人在纽约》的一个镜头：主人公王启明雇了一个白肤金发丰乳的纽约妓女，要在她身上发泄自己的挫折感；王骑在那个妓女身上，在她身上洒满了钱；当钱在床上旋转飘落时，王要那个婊子反复地叫喊“我爱你”。白杰明声称：这是中国大陆的观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最喜欢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基本上概括了白杰明在文中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认识。白杰明声称：“可以认为，王启明用美元买一个美国婊子的亲热并在她身上恣意发泄的行为最有力地表现了已有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矛盾心理的最近翻版。这部电视剧的播出时间，恰是中国当局和部分中国人日益对他们在世界新秩序中（他们自己想象的）次等地位和美国的态度感到愤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连续剧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系统的义和团式的报复。它标志着中国自恋时期的到来，同时还表明了中国人的一种愿望，要对在以往的世纪中受到的所有事实上的和自己想象出的轻贱进行报复。”换言之，中国人始终要对西方人进行报复，但这次甚至不如义和团时期，那时候有信仰，而今天的中国人只认美元了。除了《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连续剧之外，白杰明认为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提出的口号“给中国一个机会”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情绪，即外国欠着中国什么，因此现在必须特别照顾中国以作为偿还。白杰明认为中国的“国情教育”也是一种煽动民族主义的宣传。
如同在笔者第一部分已经引述的那样，白杰明认为在中国社会的所有部分，所有的政治派别，都存在着民族主义和超级民族主义。作为论据，白杰明历数了中国的知名杂志：《读书》——打引号的“自由派”杂志，《国学》，《中国文化》，《学人》，《东方》——文化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派”的联盟，以及《战略与管理》（文中引号为白杰明原文所加）。接着他历数并概括了一些中国学者及其他知名人士的观点。首先是王小东，他不加评论地用大量篇幅介绍了王在《战略与管理》创刊号上的文章“未来的冲突”中的主要观点，此处不再赘述。其次是萧功秦⑨。他声称，萧以“新权威主义者”出名，为中央政府控制的削弱而担忧、而大声疾呼；萧认为西方的灵丹妙药（nostrum）全然无用，并论述在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型期”民族主义所能发挥的作用。白杰明也着力批判了“中国化”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他说：“可以这样认为，过剩的中国式后现代主义使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放弃扮演批评者角色的借口，这个角色在过去是不舒服的，甚至是危险的。与此同时，后殖民主义之类的理论则被用来肯定本土价值观和排外主义文化成份（本土化），甚至用来维持文化的与政治的现状——排斥（社会文化的及政治的）‘西方’思想，将这些思想说成是殖民化的、帝国主义的，完全不适合中国现实。通过以‘Chineseness’这个术语重新规定知识界的讨论，这些大陆的后现代主义学科给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披上了一件唬人的时髦外衣。”其他一些人有，张承志，被称为“proto-nationalist”；袁红冰，沉醉于“Sino-fascism”；杨炼，“其诗《诺日朗》虽以西藏为背景，却散发着汉族男性主宰者的腔调”；周伦佑，“80年代中的‘非非派’诗人，……以与袁红冰同样的充满自我正义感的腔调呼吁‘红色的纯粹’”；崔健，“声称北方的中国人可以创作出强有力的、正面的并有社会进步意义的音乐，这种音乐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负面的、颓废的摇滚乐”；“还有歌曲作者侯牧人和1991年有争议的‘文化衫’设计者孔永前（音译）……当局可能把他们的文化产品看成是制造分裂的和危险的，但对于更为广义的中国而言，他们实际上是爱国者。其他人则走得更远，成了超级爱国者”；王山，《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表达了“更为极端的观点”；夏骏，《河殇》一片的导演，“十分耐人寻味地躲过了……清洗，与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搭帮制作了所谓农民题材的电视纪录片《农民》和《东方》。……评论家们认为：‘看过《东方》之后，很明显，“边缘世界”现在应该起来拯救精神空虚的主流文化“中心”’。”；麦天枢“号召排斥来自西方的理论”；邵延枫（文中写成Zou Yanfeng，似为因字形相近而误读），一个极为年轻的记者，因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东方的启示”亦榜上有名；姜文，“表现了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并声称，当中国人正在摆脱自己对于外部世界的偏见时，外国人（也就是美国人）仍旧对中国抱有深深的敌意”……还有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后面还会谈到。另外，汪晖等一些人是否也应该加入这张名单，则原文不十分明确。


可以想象，很多被列入这张名单的人自己是不会同意被列入的，其他中国人也不一定同意把他们列进去。
白杰明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西方情绪看得如此之重，就不能不面对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即自“五四”以来，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乃至大众传媒的主旋律是批判一切有关中国的东西，而赞许一切有关西方的东西，这个主旋律到了90年代只是略有些少改变而已。对此，白杰明的解释是富有启发性的，他专辟了一节，标题为“自我憎恶和自我赞许”（self-hate and self-approbation）。他认为，中国有着自我厌憎（self-loathing）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