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晚明。自19世纪中期起，这种冲动再次浮现出来，从谭嗣同到鲁迅到李宗吾到李敖到柏杨到孙隆基到龙应台到刘晓波。白杰明认为：“自我厌憎不仅满足了解释可悲的中国现代史的需要，而且强化了被普遍接受的民族独特感。羞耻、积弱和民族受辱感常常被宣传家和政客们用来灌输爱国主义愤怒。”换言之，自我厌憎照白杰明看来也可用为民族主义添柴加火。笔者很难同意这种观点，虽然它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白杰明对于自我厌憎提供的一个参照性解释是十分有趣的：“Hannth Arendt将这种态度与一个民族新近受到过的极权主义伤害相联系，她在分析德国1950年的情况时，勾画出一种在中国城市精英中随处可见的态度：‘Schadenfrende，对毁坏有着一种恶毒的快感。好像德国人，在被剥夺了统治世界的权力后，干脆就高兴地躺在地上不起来了，就旁观国际紧张局势和统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错误来取乐，根本不管这些事件可能对他们自己产生的后果。’”白杰明亦以王朔的话来调侃中国城市精英们的自我厌憎：“总而言之，外国人比较天真……他们在物质上绝对富，可在精神文明方面就贫乏了。他们就知道抽大烟，那是人造兴奋剂！我们中国人可知道怎么糟践自个儿取乐儿。”另一位美国学者，《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书的主编Unger则用“捶胸顿足”（breast beating）来形容中国城市精英们的自我厌憎。
在自我厌憎问题上，白杰明特别提出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和李少红等中国的“新浪潮”导演：“他们自己的杂牌的电影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是自憎与自恋双重传统的混合物）与产生自中国在20年代与30年代的民族野心的电影传统一脉相承。”对于不喜欢张艺谋等人的中国人来说，张艺谋等人只不过是制造伪民俗以满足西方人的自大心理与窥淫癖（voyeurism，白杰明在文中指责张等人的电影部分地是满足中国人的voyeurism，但根据张等人的电影在西方频频获奖而在中国观众不多这一点来看，可以推断，张的电影更能满足西方人的voyeurism）;对于其他中国人来说，张艺谋等人和前面被指责的崔健等人的亲西方情感、取悦西方的愿望也是明显的；但白杰明则另有看法，这确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顺便提一句，前面提到过的Edward Friedman，乐观派，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认同与民主前景》一书中相类似地认为寻根派作家（roots writers）实际上是“原生的法西斯排外主义者（virtually protofascist nativists）”⑩。而我们知道，寻根派作家的共同之处仅在于他们的题材，至于其他方面，关于西方的态度，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等，则观点各异。
白杰明所撰写的这一章的一个引人注目、也值得我们思考的一处是对于袁红冰的评价。他为袁单辟了一节，标题为“袁红冰：在风中撒尿”。大多数西方新闻媒介都把袁红冰塑造为持不同政见的“自由派”人士，而白杰明则指出，“他的哲学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不如说是尼采的（白杰明还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很长的崇拜尼采的历史）”，袁是一个“中国法西斯主义”（sinofascist）者。就白杰明所分析的袁所著的《荒原风》一书的文本来看，白杰明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白杰明仅仅指出了在《荒原风》一书中袁鼓吹以核战争等手段消灭“科学理性”的西方，却没有提袁认为“政治理性”的中国比西方更差，更应消灭B11。然而，从袁的例子看，白杰明厌恶中国知识界的自我厌憎是有道理的。自我厌憎的孪生兄弟不见得是白杰明所说的自我赞许，但很可能是毁灭一切的疯狂，包括毁灭西方。对于这种洞见，中国的知识界是应认真反思的。


白杰明最后的结论是：“无论未来的经济与政治现实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都应意识到形成跨越整个政治光谱的中国人的态度的基础的文化态度及意识已被今天已经死去的党的宣传重新塑造过，并且反映着深深的挫折感及不可抗拒的民族野心。这在今天的中国的官方传媒，以及大众传媒和非官方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圈子中都是显在的。它在将来多半还是显在的，无论这个国家的政治方向碰巧转到哪个方向，都不会有什么区别。”

几点评述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西方学者，特别是白杰明的观点多半会有些看法。有看法就应当表达出来。
西方学者中的极端派如白杰明先生，虽然可以说很了解中国，但对于中国的许多基本事件的感受是不准确的，甚至带有强烈的偏见。比如中国申办奥运的口号——“给中国一个机会”，无论中国大众在申办失败后是否将失败归咎于西方的不公正操作，在当时提出来时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到白杰明所认为的“觉得西方欠了中国的，如今得偿还，因此要给中国一个机会”这种思路。
讲到《北京人在纽约》一片，笔者看过此片，与白杰明先生一样，对此片评价不高。但此片决非如白杰明所总结的那样，主题就是“美国，我操你大爷”（原文为汉语拼音加英文解释：Screw You America）。只要讲一个非常主要的情节就够了：片中王启明的情敌加商敌美国人大卫，是一个相当正面的形象，在许多中国人眼里，这个形象比王启明好得多。再一个情节是王启明奇迹般地在美国发了财（这本是不太可能的，抛开一切“歧视”的话题不谈，安东尼不可能将订单给一个车间还不知道在哪里的陌生小伙子）。诚如白杰明分析的那样，这只不过是满足了当今中国人那种极其庸俗的金钱梦，但对这些“庸俗”的中国人来说，影片传递的仍是“美国是理想的彼岸”这样一个信息。白杰明先生引用的那些中国“官方评论”是一文不值的。该片决不敢像李小龙（Bruce Lee）那样，让一个中国英雄，特别强调使用的是中国功夫，而不是西洋拳，也不是日本空手道，将一群白人恶棍痛打。再反观美国好莱坞所摄的中国人乃至亚洲人的形象又如何？多半是无足轻重的小丑角。近年来亚洲人地位“上升”，好莱坞电影当中已出现了作为反派主角的颇有英雄气概的中国黑社会头目，如《龙年》中尊龙扮演的那个角色。有趣的是白杰明先生似乎对好莱坞的这种现象分析不出任何东西。更有趣的是“Bruce Lee”风靡整个西方（甚至荫及他的儿子），却没有遭到那么多非议。其实，《北京人在纽约》是非常注意中国的那种类似美国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请注意，在中国的大众传媒，文艺娱乐，知识理论圈中，“政治正确性”是指必须正面评价西方，或者最多作一些官样文章的无力的指责，但决不可以进行实质性的批判，否则便会遭到指责。这仍旧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了解中国的白杰明先生当然是了解中国知识界的这种病态的，这也属于“自我厌憎”的一部分，但把这只看作是可以利用来给沙文主义加火的柴薪，而不看到它所起的巨大的冲减作用，则实在是太牵强了。
谈到在中国据说是具有很长历史传统，而80年代以来尤甚的“自我厌憎”病，白杰明先生可以去分析它是否对西方有害，美国教授可以看着这种“breast beating”好笑，但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却有关生存。“自我厌憎”病走到极端时会产生白杰明所深恶痛绝的袁红冰式的疯狂，如果这种疯狂付诸实施，对于中国和世界都会是一个灾难。抛开这种极端情况不谈，中国的“自我厌憎”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到了自残、自伤阶段，它至少剥夺了中国知识界作为整体为了中国的12亿人的利益而进行思考的意愿和能力。为了12亿人的群体利益思考并无任何不正当之处，美国人也总在讲“为了美国的利益”。中国的“自我厌憎”病发展到了自残、自伤阶段这样一个事实，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复苏的主要国内背景。除此之外，西方学者可以轻松地倡导中国分裂，鼓吹中国原来就不是一个国家，分裂比不分裂好，拿着一些学者的“汉族原本不是一个民族”的“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