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国青年党》，１０２页）
１９２６年８月１日通过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提出了四大口号：“我们既相信全国民众团结的力量足以消灭一切军阀官僚的恶势力而有余，我们既一心一意从团结全国民众上做功夫，故我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官僚的主张——内不妥协！我们在历史上事实上既明明的看见勾结外人以谋国是足以亡国，又在今日现象上深深的感觉着依赖外力以言革命绝不成功，故我们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的主张——外不亲善！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少数军阀官僚，奸商……等卖国贼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是爱国者。在革命救国途径当中，爱国者都有合作的需要与可能。便在这种需要与可能上，奠定了我们的——全民革命！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专制者；无论他是贵族专政，军阀专政或一切阶级专政都不是以全国民众在国家之下有同等权利为念！因此我们全民革命目的必得是——全民政治！”（《中国青年党》，１０２页）
亲善主义与自强主义
中国青年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璜指出，“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在排斥含依赖性的亲善主义而主张自强不息，要首先靠自家的力量”。（《中国青年党》，４０页）
亲善主义与反帝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精英，已经比前一时期具有了更多的自信和更开阔的眼界。他们不再把中国看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也不再被动地防范外国干涉，而是把中国视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员，把中国的变革视为世界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孙中山曾对鲍罗廷表示，希望在世界上筹组中、德、俄联盟，挑战凡尔赛和约以后的世界秩序。（转引自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３５页）孙中山逝世后，在鲍罗廷指导下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其内容更与第三国际的文献如出一辙。《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吾人所指为中国之生路者则如下：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４４２～４４７页）在国共两党看来，亲善或曰联合（主要是联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必要之手段”。
国家主义者则指出：以为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才是国民革命最终目的的人，不知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其本来性质就含有竞争冲突的成分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的束缚，只有利用这种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式，从中分别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自行断送独立的生命；尤不应甘心受苏俄的卵翼，盲目前驱，代人受祸。（《中国青年党》，１１５页）国家主义之所以反对与苏俄亲善，是因为它“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中国青年党》，９６页）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坛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亲俄（后来是亲苏）、亲日、亲德、亲英美的势力，其另外的一面则是鼓吹反日、反英美、反苏以及反帝。国家主义者则反对依赖任何外力，投靠任何外强；同时反对主动对外树敌，更反对“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他们主张自强不息，集中力量发展自身，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冲突，以利于应付对本国威胁最大的外来侵略势力。
１９４９年以后，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始终徘徊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之间，一会儿搞亲苏“一边倒”，一会儿孤家寡人地“打倒帝（美英日澳及北约各国等）修（苏联及华约各国、古巴等）反（印度、印尼及东南亚各国等）”，在全世界只剩下阿尔巴尼亚一个同志，一会儿又搞联美“一条线”。这种颠三倒四的外交方针不可能真正把握国际复杂形势，有效运用国际资源，发展自身国力，在“外竞”中取得最佳成绩。１９８２年中共十二大以后，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开始实行全方位外交；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家利益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终于得到发扬光大。
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在政治路线上很少有合拍的地方。戴季陶曾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世界主义也”。（天仇：《无道国》，１９１１年２月２日《天报》）又说：“俄国的革命是在世界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固有的范围为起点的革命，并不是在国家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为单位的革命。”（《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４７号，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５日）国家主义主张“内联”，实行以“全民政治”为目的的“全民革命”、“政治革命”；社会主义主张“内竞”，实行以“消灭资产阶级”为目的的“阶级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主义主张“外竞”，集中全力于发展“自家的力量”，自强不息以实现大国梦、强国梦；社会主义主张“外联”，“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现在有人主张集“内竞”、“外竞”于一身的“新国家主义”，其实这种主义并不“新”，也就是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德国纳粹主义首先把矛头指向国内的犹太人（尤其是犹太金融家），反犹主义得逞后再实行对外侵略扩张，妄图在全欧范围内建立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军国主义（皇道主义）对内鼓吹“底层的革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财阀政权”，“彻底贯彻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家族主义”、“纯正日本主义”、“绝对主义”和“全能政治”，对外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以圆其“大东亚共荣圈”、“大亚细亚主义”的美梦。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２·２６兵变”的策划者北一辉就同时鼓吹阶级论、民族论与战争论。“攘外必先安内”，“内竞”（内斗、内战、对内镇压）压倒“外竞”，“打不过鬼子就杀汉奸”，这是新老“民族社会主义”的必然逻辑。
三、进步与退步
民族情感是人与生俱来、自然天成的一种情感。只要民族存在一天，就必然会有政客和政党利用人们的民族情感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对于被压迫的民族来说，朴素的民族主义可以起到某种积极的政治作用，一旦民族主义成为强权者的工具，就会变成邪恶的力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强烈的民族主义表现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而在当代，政治民族主义必须具有或多或少的民主主义色彩，才能成为一种合法的意识形态。这可以说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历史的一种进步。
当代民族民主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如果说社会主义政党是左翼政党，自由主义政党是右翼政党，那么民族主义政党就是极右翼（或激进右翼）政党。但是，把现在的极右翼政党称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并不是很恰当的。欧洲舆论界认为，这些政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能够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形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周荣耀：《极右翼势力辨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可以称为“新法西斯主义”的，只是一小撮从事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小团体和个人。
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以及程度不同的强国家（强政府）主义是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的共同特征。但是，与历史上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相比，当代极右翼政党的排外主义有以下的不同点。
第一，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极右翼政党将自己视为现实受害者的代表，所谓现实受害者，是指欧洲社会上比率始
１９２６年８月１日通过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提出了四大口号：“我们既相信全国民众团结的力量足以消灭一切军阀官僚的恶势力而有余，我们既一心一意从团结全国民众上做功夫，故我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官僚的主张——内不妥协！我们在历史上事实上既明明的看见勾结外人以谋国是足以亡国，又在今日现象上深深的感觉着依赖外力以言革命绝不成功，故我们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的主张——外不亲善！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少数军阀官僚，奸商……等卖国贼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是爱国者。在革命救国途径当中，爱国者都有合作的需要与可能。便在这种需要与可能上，奠定了我们的——全民革命！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专制者；无论他是贵族专政，军阀专政或一切阶级专政都不是以全国民众在国家之下有同等权利为念！因此我们全民革命目的必得是——全民政治！”（《中国青年党》，１０２页）
亲善主义与自强主义
中国青年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璜指出，“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在排斥含依赖性的亲善主义而主张自强不息，要首先靠自家的力量”。（《中国青年党》，４０页）
亲善主义与反帝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精英，已经比前一时期具有了更多的自信和更开阔的眼界。他们不再把中国看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也不再被动地防范外国干涉，而是把中国视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员，把中国的变革视为世界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孙中山曾对鲍罗廷表示，希望在世界上筹组中、德、俄联盟，挑战凡尔赛和约以后的世界秩序。（转引自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３５页）孙中山逝世后，在鲍罗廷指导下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其内容更与第三国际的文献如出一辙。《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吾人所指为中国之生路者则如下：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４４２～４４７页）在国共两党看来，亲善或曰联合（主要是联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必要之手段”。
国家主义者则指出：以为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才是国民革命最终目的的人，不知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其本来性质就含有竞争冲突的成分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的束缚，只有利用这种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式，从中分别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自行断送独立的生命；尤不应甘心受苏俄的卵翼，盲目前驱，代人受祸。（《中国青年党》，１１５页）国家主义之所以反对与苏俄亲善，是因为它“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中国青年党》，９６页）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坛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亲俄（后来是亲苏）、亲日、亲德、亲英美的势力，其另外的一面则是鼓吹反日、反英美、反苏以及反帝。国家主义者则反对依赖任何外力，投靠任何外强；同时反对主动对外树敌，更反对“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他们主张自强不息，集中力量发展自身，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冲突，以利于应付对本国威胁最大的外来侵略势力。
１９４９年以后，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始终徘徊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之间，一会儿搞亲苏“一边倒”，一会儿孤家寡人地“打倒帝（美英日澳及北约各国等）修（苏联及华约各国、古巴等）反（印度、印尼及东南亚各国等）”，在全世界只剩下阿尔巴尼亚一个同志，一会儿又搞联美“一条线”。这种颠三倒四的外交方针不可能真正把握国际复杂形势，有效运用国际资源，发展自身国力，在“外竞”中取得最佳成绩。１９８２年中共十二大以后，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开始实行全方位外交；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家利益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终于得到发扬光大。
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在政治路线上很少有合拍的地方。戴季陶曾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世界主义也”。（天仇：《无道国》，１９１１年２月２日《天报》）又说：“俄国的革命是在世界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固有的范围为起点的革命，并不是在国家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为单位的革命。”（《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４７号，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５日）国家主义主张“内联”，实行以“全民政治”为目的的“全民革命”、“政治革命”；社会主义主张“内竞”，实行以“消灭资产阶级”为目的的“阶级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主义主张“外竞”，集中全力于发展“自家的力量”，自强不息以实现大国梦、强国梦；社会主义主张“外联”，“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现在有人主张集“内竞”、“外竞”于一身的“新国家主义”，其实这种主义并不“新”，也就是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德国纳粹主义首先把矛头指向国内的犹太人（尤其是犹太金融家），反犹主义得逞后再实行对外侵略扩张，妄图在全欧范围内建立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军国主义（皇道主义）对内鼓吹“底层的革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财阀政权”，“彻底贯彻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家族主义”、“纯正日本主义”、“绝对主义”和“全能政治”，对外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以圆其“大东亚共荣圈”、“大亚细亚主义”的美梦。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２·２６兵变”的策划者北一辉就同时鼓吹阶级论、民族论与战争论。“攘外必先安内”，“内竞”（内斗、内战、对内镇压）压倒“外竞”，“打不过鬼子就杀汉奸”，这是新老“民族社会主义”的必然逻辑。
三、进步与退步
民族情感是人与生俱来、自然天成的一种情感。只要民族存在一天，就必然会有政客和政党利用人们的民族情感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对于被压迫的民族来说，朴素的民族主义可以起到某种积极的政治作用，一旦民族主义成为强权者的工具，就会变成邪恶的力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强烈的民族主义表现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而在当代，政治民族主义必须具有或多或少的民主主义色彩，才能成为一种合法的意识形态。这可以说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历史的一种进步。
当代民族民主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如果说社会主义政党是左翼政党，自由主义政党是右翼政党，那么民族主义政党就是极右翼（或激进右翼）政党。但是，把现在的极右翼政党称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并不是很恰当的。欧洲舆论界认为，这些政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能够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形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周荣耀：《极右翼势力辨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可以称为“新法西斯主义”的，只是一小撮从事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小团体和个人。
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以及程度不同的强国家（强政府）主义是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的共同特征。但是，与历史上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相比，当代极右翼政党的排外主义有以下的不同点。
第一，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极右翼政党将自己视为现实受害者的代表，所谓现实受害者，是指欧洲社会上比率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