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终居高不下的失业大军，以及日益感到不公正、贫困、犯罪威胁的普通群众。极右翼政党认为，加害于他们的，是伴随各种犯罪一起来到欧洲的２０００万外籍移民。于是，针对外籍移民的排外主张，就赢得了相当的社会同情，特别是在本土的弱势群体中。据统计，法国国民阵线勒庞的选票，４０％来自失业人员，３０％来自工人，有不少法国共产党的传统选民将选票改投给了勒庞。（《欧洲向右转？》，《经济观察报》，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３日消息）极右翼政党的现实政治诉求是严守国门，防止外籍移民拥入，而不是对外扩张和侵略。
第二，以民主方式扩大政治影响，以选举方式争取执政。极右翼政党并不以成立独裁专制政权为目标，也不借助于“冲锋队”之类的准军事组织，更没有“啤酒馆政变”之类的冒险主义举动。
第三，通过立法途径实现比较温和与有限的目标。现在的欧洲极右翼政党并不鼓励法制外的群众性排外行动，例如当年德国希特勒政权煽动的“碎玻璃之夜”，或者印尼苏哈托政权垮台前煽动的针对华人特别是华人妇女的暴行。他们主张未来要加强对偷渡行为的防范和严格对合法移民的审批，而不是驱逐已有的外籍移民。他们要求严厉整治一部分移民中的犯罪行为，不放任极少数人挑战东道国宪政传统的举动（如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女学生带头巾上学，挑战法国政教分离的传统），而不是对所有的移民实行歧视政策。
总而言之，鼓吹民族主义的欧洲极右翼政党是当代世界民主政党的一分子，而不是法西斯主义政党或者极权主义政党。
在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势头异常强劲的民族主义思潮，到世纪之交的时候也开始出现一些民主主义的色彩。这可以王小东作为一个代表。
王小东先是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分为两个思想阵营，一派是民主主义者，或曰人权主义者；一派是民族主义者，或曰族权主义者；二者是针锋相对的。后来，他又表达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对民主的某种期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正义的、民主的社会，没有一个在公众中有极大合法性的政权，他们的建设一个强大的，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终实现的。恰恰是他们的‘建立一个伟大的中国’的理想，使得他们推进中国的民主的动机比其他人更为强烈。”这正是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功能性、工具性的民主观。
在２０００年秋发表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一文中，王小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赞成，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反对”；“民族主义不但不反对，而且支持民主主义”，“中国的未来政治改革的大方向应当是民主制”。这样，王小东就在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二者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
在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０日的香山演讲《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向西方学习》中，王小东表达得更加清楚了：我认为中国人一定要向西方学习。不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华民族会在不太远的将来——当然讲民族衰亡总是几百年——可能就没了。我说的这种“没”不光是像有些人说的文化没了，而是连人种都存不下来多少。我这人是很自私、狭隘的，我对这种前景感到难受。我们要想一个办法，把我们的种留下来，把文化中的好东西留下来，而且是由我们自己留下来，而不仅仅是由外国人把我们文化中的一些残简断片作为文物，作为“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留下来。要想这样，就一定要向西方学习。我个人认为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是中国文明中比较缺乏的。这三样东西，根据我自己理解的重要性排列，先后为：第一是西方在战争中的军事效能；第二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第三是科学技术。民主制对于西方的强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世界强国几乎都是民主国家。在随后发表的一篇网文中，王小东断言，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沦落到反对民主的道路上去，那么，其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它为公众所唾弃，最后变的无人理睬；一个是把中国带向灾难的深渊。我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反对民主，它几乎肯定会被公众所唾弃，连同它的其他一切好的东西，如它的维护民族利益、爱国、尚武精神等；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很难长久地唤起它的国民热爱它的感情，更不用说为它浴血奋战了。如果这样，我们这个曾经伟大过的民族就真要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王小东从“保国”、“保种”、“保教”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入手，呼唤国人学习西方的军事效能、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又回到了十九世纪末的康有为、梁启超时代，甚至更早的王韬、郭嵩焘、薛福成时代。对于在民主价值观方面经历过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两次启蒙运动和“伦理觉悟”的中国思想界来说，这种初级阶段的民族民主主义再次浮出水面，究竟是九十年代的一种思想进步，还是整个二十世纪的一种思想退步的表现呢？
无论是西方的民族民主主义还是东方的民族民主主义，在当今的“全球化”和“地球村”时代，都是一种落伍的思想。它们都体现出一种狭隘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恐惧症（欧洲极右翼是恐惧国内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库尔德人等夺我工作，灭我传统，最终在人口上占据多数；王小东式的中国民族主义是恐惧美国、日本等国外的强敌“亡我之心不死”，整个民族和文化“可能就没了”）。
有限民主论
现在有人主张中国只能实行基层民主、社区民主，或者只能实行“党内民主”、“精英民主”，可以把这些主张都归入“有限民主论”的范畴。王小东向往民族共同体范围内的中国（而非汉族）民主，而对人类共同体范围内的全球民主嗤之以鼻，也可以算是一种“有限民主论”。
笔者认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建立全球民主制度，将是一个艰巨和漫长的历史任务，需要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时间，但是，首先要确立普世民主价值观和世界公民的意识。王小东则止步于“负责任的中国公民”，而没有意愿进一步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
王小东不是像有些“新儒家”或“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基于文化的理由反对普世价值观和全球民主，他是基于利益的理由。民主必然蕴含着平等，全球民主则蕴含着全球平等。在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上实现全球平等，世界的资源就会枯竭。“捅破”了“争夺自然资源”、“争夺生存空间”“这层窗户纸”，就必须抛弃马克思“解放全人类”、毛泽东照顾“第三世界”小兄弟的理想主义情结，一心一意地追求本国的民主、平等和富庶，因为诺亚方舟承载不了六七十亿上帝的子民。中国人如果不想和别人一起过平等而贫穷的生活，就要通过在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使中国早日成为“强国”、“富国”。“生存空间的问题……不解决，所谓‘人权’、‘自由’、‘环境保护’、‘和平’难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还是人类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头硬的人消灭另一群拳头软的人，以谋取自己的利益。”显然，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这里，笔者不准备从理论上驳斥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只想用二十世纪下半叶（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９２年）的事实来说话。就人均ｇｄｐ而言，１２个西欧国家共计增长３．４倍，４个西方衍生国（美、加、澳、新）增长２．３倍，１１个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增长４．５倍（如果统计到２０００年，亚洲国家的人均ｇｄｐ增长率应当比西方国家高出更多）。就人口而言，１６个西欧国家和西方衍生国共计增长１．５倍，１１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增长３．５倍。作为以上两个因数综合的结果，１６个西欧国家和西方衍生国的ｇｄｐ增长４．１倍，１１个亚洲主要国家增长１０．２倍。（参见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根据１４６～１４８页表ｅ－１、ｅ－２、ｅ－３计算）
第二，以民主方式扩大政治影响，以选举方式争取执政。极右翼政党并不以成立独裁专制政权为目标，也不借助于“冲锋队”之类的准军事组织，更没有“啤酒馆政变”之类的冒险主义举动。
第三，通过立法途径实现比较温和与有限的目标。现在的欧洲极右翼政党并不鼓励法制外的群众性排外行动，例如当年德国希特勒政权煽动的“碎玻璃之夜”，或者印尼苏哈托政权垮台前煽动的针对华人特别是华人妇女的暴行。他们主张未来要加强对偷渡行为的防范和严格对合法移民的审批，而不是驱逐已有的外籍移民。他们要求严厉整治一部分移民中的犯罪行为，不放任极少数人挑战东道国宪政传统的举动（如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女学生带头巾上学，挑战法国政教分离的传统），而不是对所有的移民实行歧视政策。
总而言之，鼓吹民族主义的欧洲极右翼政党是当代世界民主政党的一分子，而不是法西斯主义政党或者极权主义政党。
在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势头异常强劲的民族主义思潮，到世纪之交的时候也开始出现一些民主主义的色彩。这可以王小东作为一个代表。
王小东先是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分为两个思想阵营，一派是民主主义者，或曰人权主义者；一派是民族主义者，或曰族权主义者；二者是针锋相对的。后来，他又表达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对民主的某种期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正义的、民主的社会，没有一个在公众中有极大合法性的政权，他们的建设一个强大的，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终实现的。恰恰是他们的‘建立一个伟大的中国’的理想，使得他们推进中国的民主的动机比其他人更为强烈。”这正是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功能性、工具性的民主观。
在２０００年秋发表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一文中，王小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赞成，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反对”；“民族主义不但不反对，而且支持民主主义”，“中国的未来政治改革的大方向应当是民主制”。这样，王小东就在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二者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
在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０日的香山演讲《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向西方学习》中，王小东表达得更加清楚了：我认为中国人一定要向西方学习。不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华民族会在不太远的将来——当然讲民族衰亡总是几百年——可能就没了。我说的这种“没”不光是像有些人说的文化没了，而是连人种都存不下来多少。我这人是很自私、狭隘的，我对这种前景感到难受。我们要想一个办法，把我们的种留下来，把文化中的好东西留下来，而且是由我们自己留下来，而不仅仅是由外国人把我们文化中的一些残简断片作为文物，作为“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留下来。要想这样，就一定要向西方学习。我个人认为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是中国文明中比较缺乏的。这三样东西，根据我自己理解的重要性排列，先后为：第一是西方在战争中的军事效能；第二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第三是科学技术。民主制对于西方的强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世界强国几乎都是民主国家。在随后发表的一篇网文中，王小东断言，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沦落到反对民主的道路上去，那么，其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它为公众所唾弃，最后变的无人理睬；一个是把中国带向灾难的深渊。我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反对民主，它几乎肯定会被公众所唾弃，连同它的其他一切好的东西，如它的维护民族利益、爱国、尚武精神等；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很难长久地唤起它的国民热爱它的感情，更不用说为它浴血奋战了。如果这样，我们这个曾经伟大过的民族就真要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王小东从“保国”、“保种”、“保教”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入手，呼唤国人学习西方的军事效能、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又回到了十九世纪末的康有为、梁启超时代，甚至更早的王韬、郭嵩焘、薛福成时代。对于在民主价值观方面经历过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两次启蒙运动和“伦理觉悟”的中国思想界来说，这种初级阶段的民族民主主义再次浮出水面，究竟是九十年代的一种思想进步，还是整个二十世纪的一种思想退步的表现呢？
无论是西方的民族民主主义还是东方的民族民主主义，在当今的“全球化”和“地球村”时代，都是一种落伍的思想。它们都体现出一种狭隘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恐惧症（欧洲极右翼是恐惧国内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库尔德人等夺我工作，灭我传统，最终在人口上占据多数；王小东式的中国民族主义是恐惧美国、日本等国外的强敌“亡我之心不死”，整个民族和文化“可能就没了”）。
有限民主论
现在有人主张中国只能实行基层民主、社区民主，或者只能实行“党内民主”、“精英民主”，可以把这些主张都归入“有限民主论”的范畴。王小东向往民族共同体范围内的中国（而非汉族）民主，而对人类共同体范围内的全球民主嗤之以鼻，也可以算是一种“有限民主论”。
笔者认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建立全球民主制度，将是一个艰巨和漫长的历史任务，需要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时间，但是，首先要确立普世民主价值观和世界公民的意识。王小东则止步于“负责任的中国公民”，而没有意愿进一步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
王小东不是像有些“新儒家”或“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基于文化的理由反对普世价值观和全球民主，他是基于利益的理由。民主必然蕴含着平等，全球民主则蕴含着全球平等。在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上实现全球平等，世界的资源就会枯竭。“捅破”了“争夺自然资源”、“争夺生存空间”“这层窗户纸”，就必须抛弃马克思“解放全人类”、毛泽东照顾“第三世界”小兄弟的理想主义情结，一心一意地追求本国的民主、平等和富庶，因为诺亚方舟承载不了六七十亿上帝的子民。中国人如果不想和别人一起过平等而贫穷的生活，就要通过在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使中国早日成为“强国”、“富国”。“生存空间的问题……不解决，所谓‘人权’、‘自由’、‘环境保护’、‘和平’难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还是人类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头硬的人消灭另一群拳头软的人，以谋取自己的利益。”显然，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这里，笔者不准备从理论上驳斥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只想用二十世纪下半叶（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９２年）的事实来说话。就人均ｇｄｐ而言，１２个西欧国家共计增长３．４倍，４个西方衍生国（美、加、澳、新）增长２．３倍，１１个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增长４．５倍（如果统计到２０００年，亚洲国家的人均ｇｄｐ增长率应当比西方国家高出更多）。就人口而言，１６个西欧国家和西方衍生国共计增长１．５倍，１１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增长３．５倍。作为以上两个因数综合的结果，１６个西欧国家和西方衍生国的ｇｄｐ增长４．１倍，１１个亚洲主要国家增长１０．２倍。（参见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根据１４６～１４８页表ｅ－１、ｅ－２、ｅ－３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