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因素也必须考虑进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从亚洲国家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人口多达上千万，他们的ｇｄｐ是被统计到后者中的。虽然迄今为止，亚洲人还没有西方白种人的“拳头硬”，但他们的人口数量、生活质量和所占据“生存空间”的比重都大大地增加和提升了。人们看不出全球化带来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人类和平的趋势有任何的削弱，相反，中国和印度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只会进一步证明全球化的好处。如果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特权者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全球民主和全球治理肯定是利多弊少，因此我们应当积极主动地争取而不是像欧洲极右翼那样避之惟恐不及。王小东曾有力地驳斥过美国“硬塞给我们民主制”的论调，他也应当明白，美国更不会“硬塞给我们”一个全球民主。民主——不论是一国民主还是全球民主，从来都是“负责人的公民”（为大家）和弱势群体（为自己）争取的结果。

   强权民主论
    有限民主论、一国民主论的进一步演绎就是强权民主论、强国民主论。一方面，实行内部民主制有利于实现强国梦，进而对外实行强权和霸权；另一方面，只有实行军备竞赛、对外扩张，才能为实行内部民主制“保驾护航”。
    王小东揭示了“民主奴隶制”的“秘密”：“在这种制度下，一个种族奴役其他种族，在居统治地位的种族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在奴隶主种族内部实行君主制不利于其长期稳定，实行民主制则使一个种族全体成为最高统治群，有利于对奴隶种族的集团镇压。“现在有很多人说民主国家在军事上软弱，我觉得这是站不住脚的：罗马和美国的例子都是对此最为明确的反驳。”“假想当年华夏族征服别的种族后废其为奴，而不是把后者容纳入华夏之列，则很可能在华夏族内产生民主制，以便齐心协力地奴役他族”，但我们的祖先不想奴役其他民族，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民主制。王小东反对“弘扬”祖宗传下来的“主和哲学”和“阉者文化”。中国人“真要向美国学习，引进民主，就得领会人家的内涵，学习那股子霸气”——“我们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法律”，“我们的利益就是全人类的最高利益”。“一个风云历史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在“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谁能把中国人光荣地带出去，谁就是中国的英雄”。
    张文木把强权民主论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海权民主论。他写道：“现实迫使中国目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本世纪初的美国一样，走马汉提出的制海权的道路，冲出霸权的封锁，……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要么，中国就可能被迫面临因经济发展受阻而经历上世纪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样经历过的乱局。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出现，接踵而至的将是中国的内战和分裂。”“１９９９年，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对外战争，一条路通向对内战争，既然两条路上都有风险，想来多数中国人宁肯要前者而不是后者。张文木认为：“市场经济是集权政治进入民主政治的第一战。但纵观当今民主政治发展程度高的大国，都是实现了对海外市场和资源强力（有时是暴力）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海外高额利润大量向本国回流的国家。”“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经济，以及保护这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水平。”中国必须“以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通过强力最终挤进世界霸权行列”。（参见王思睿：《时代特征与中国的机遇——与张文木先生商榷》，载《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９年第６期）于是形成了以下的逻辑链条：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民主政治，没有海外经济（市场和资源）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海上军事力量（和海权）就没有海外经济；因此，中国如果不大力发展海军、“强力打散”环岛锁链，就不可能真正赢得并保障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王小东说：“强权即公理仍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人类过去数千年以来，数万年以来，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在这里，他完全否定了人类在思想观念上的进步。“强权即公理”与“天赋人权”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理念，前者是不负责任的强者的蛮横逻辑，后者是不甘堕落的弱者（及其同情者）的正义吁求。“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软权力，当中国身为弱者时，自我放弃这种软权力是愚蠢之举；“政治不正确”的意识形态对他人是一种攻击口实，对自己则是一种精神鸦片，当中国从弱者向强者转化之际，要切忌“强权民主论”、“海权民主论”之类具有致幻乃至致命危险的毒品。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多读一点德国和日本的现代史将会是特别有教益的。例如盛邦和最近发表的《浮出水面的北一辉——有关“底层”主义的历史分析》就很值得一读。
    笔者历来认为：大众不拒绝理性，但更受情感支配。民族主义便是依托于大众自发的强烈民族情感。如果自由主义者过于洁身自好，不肯屈尊俯就，与民族主义联姻，便很容易成为一种远离民众的“阳春白雪”，曲高而和寡。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当吸取胡适等前辈们的经验教训，既要坚守自由主义的学理并坚持不懈地向民众进行“启蒙”，更要做一个正视民间苦难、勇于挑战国内外不公正状况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王思睿：《人权与国权的觉悟——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同异论》，《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９年第３期）我们主张的是“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参见喻希来：《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３年第２期）“中国人本位”有三方面的意涵：尊重中国人的情感，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基于中国人的特殊境遇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所谓“世界公民主义”，首先是一种普世价值观，也就是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其次是一种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制度。迄今为止，这种制度只是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适用，世界公民主义则意味着要把它推广到全球范围。中国人不仅要做掌握本国命运的中国公民，也要做决定全球走向的“负责任的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