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对权力的思考从未停滞，他的权力研究采用的是开放主义态度。在事件面前，在现实面前，在历史的压力下，在任何可能的启示性光线的照耀下，权力都可能被再次思考，不停地重读、质疑、修改、更正、定位。对权力的思考，永远不是终结性的，相反，它总是未完成的，总是在摸索中，用福柯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瞎子经验主义者”，他既没有一般理论可借鉴，也没有现成的工具来利用。福柯并没有将权力本质化，并没有提出一个牢不可破的权力实体。大致说来，福柯考察了三种权力形式，一种是否定式的国家权力、君主权力、法律权力。这是人们最易于理解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本性是镇压、消灭、抹擦、否定，它与暴力机器相关，它的手段通常是屠戮，它的典型意象则是血，屠刀起落中飞溅的鲜血。第二种权力形式则是规训权力（discipline power），这是福柯重点探讨的权力形式。规训权力不是否定性的，也不是镇压和消灭式的，相反，它是生产性的、造就式的，它不是让对象归于无和沉寂状态，而是生产出某种有用而驯服的产品。具体地说，规训权力针对着身体，将身体进行反复的改造、矫正、生产，目的就是生产出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人体，这些人体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工作中都符合某种规范化目标。人体在权力的生产和矫正中既有用，又驯顺，而且有关自身的知识也被权力建造起来。在生产性权力的揉捏、造型和摆布下，人和人体都是被动的、听话的、他律的，都是可以被反复地塑造的。以此为基础，福柯提出了他的第三种权力形式：生命权力( bio-power) 。生命权力和规训权力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生产性的，肯定性的，积极性的，都不是杀戮式的，不是君王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消灭式的，相反，权力在保持、激发、促进、生产和投资它的对象。如果说，规训权力的主要对象是人体，那么，生命权力的主要对象是生命。生命权力正是这种提高生命、管理生命，繁殖生命，控制和调节生命的积极权力，它在生命、人类、种族和人口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围绕着生命，生命权力和君王的屠杀权力针锋相对，这也是肯定权力和否定权力的针锋相对。

　　福柯所指的生命权力形成于18世纪 ，它关注生命，关注作为生物过程的人体，将人体作为繁殖生命的基础，它根本的关心是生育，出生率和死亡率，健康，人口的寿命和质量，福柯称这种生命权力为人口的生命政治学，它对人口进行积极的调节，干预和管理。“对身体的规训、对人口的调节构成了两极，控制生命的权力就围绕着它们而展开。古典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个伟大的双重技术——解剖学和生物学的，个体化和具体化的，它着眼于身体性能，关注生命过程 ——使得权力的最高功能可能不再是屠杀，而是对生命完完全全地投资。”这种生命权力就是要管理生命，它使生命第一次纳入到权力和知识的视野中，纳入到历史的视野中，纳入到政治技术中。这些包围着生命的权力-知识，目的就在于要更好地维护和肯定生命。权力就不是屠杀生命，而是相反，是促进生命，是使人活，是提高生命的价值，是控制事故、缺陷、流行病并消除一切可能的对生命构成的威胁，对于生命而言，生命权力是肯定性的，它旨在消除疾病，建立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机构，总之，它要对生命负责。它管理和干预的领域，它要建立的知识领域是：“出生率、发病率、各种生理上的无能，环境的后果。正是关于这一切，生命政治学抽取其知识并确立干预和权力的领域。”

　　福柯在《知识意志》的众说纷纭的最后一章中首先提出了生命权力的观点。但是，福柯对此语焉不详，后来，在1976年和1978年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福柯再次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补充。在题为《治理术》的讲座中，福柯间接回答了生命权力出现的历史契机。生命权力是怎样出现的？或者说，在怎样的历史瞬间，权力开始关注人口和生命，关注它的健康、安全和兴衰？权力为什么要“治理”和“拯救”生命？福柯将它的权力谱系学再一次追溯到16世纪。 这一次，福柯是将人口和治理术(govermentality)联系起来讨论的，是在国家范围内讨论的。福柯在此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治理术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是怎样将其目标逐渐转移到了人口和生命上？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表述形式是：治理术怎样演变为生命权力？或者说，治理术是怎样采用生命权力的形式？在福柯这里，治理术并不等同于权力，但是在它的某一个阶段，它会和某种权力形式重叠，它们的对象、趣味、焦点、目标可能重叠。实际上，针对人口的治理术，和针对人口的生命权力就是一种重叠。二者都关注生命和人口，都将生命和人口的质量的改善作为目标。生命权力是漫长的治理术的重要一环，福柯的结论是，治理术在经过反复的演进后，是在18世纪，将其对象锁在了人口上。这样，治理术才采用了生命权力的形式。如果说生命权力仅仅是针对着生命、人口及与人口相关的要素的话，那么，治理术的历史和对象范围宽泛得多，它只是在人口这里获得了戏剧性的变化并同生命权力重叠，或者说，它才采用了生命权力的形式。那么，治理术是怎样一个过程？它到底如何转变为生命权力？

　　福柯在题为“治理术”的演讲中，勾勒了治理术的三个演进阶段。首先是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所体现的治理思想。《君主论》的核心是，君主无论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得君权，他都不是自然的君权本身，君主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君权的，这也意味着，他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失却君权，君主和君权之间的纽带就不是固定的，牢靠的，一劳永逸的，君主随时面临着丧失君权的威胁。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君主和君权之间的脆弱纽带——这也是一个人为纽带，它们没有根本性的，自然的或法律的联系——随时都会崩断。这种崩断的外力既可能是君主的外在敌人，也可能是君主的造反臣民。这样，君主就得通过行使权力来强化和保护自己的君权。对君权的保护技巧、对君主和君权之间脆弱的纽带的维护，就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治理的艺术，它需要两项能力：对君主所面临的危险的辨识能力；发展一种操纵艺术，使君权得以保护和维持。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就这样被视作君主如何保护君权的政治学。对马基雅维里而言，君主的权力对象有两样东西：一是领土，一是居民。马基雅维里有意地将主权同君权重合，无论是君权还是主权，领土都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君权就是要维护主权。在他这里，治理最主要的是对领土的管理和控制，就是确保主权，确保对法律的绝对遵循。

　　接下来的治理术——福柯所讲的第二阶段的治理术——正是对马基雅维里的治理思想的绵绵不断的批判。这类治理艺术的核心是，“把经济(家政)引入政治实践中”，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将经济——也即是说，对家庭中的个人、物、 财富的正确管理方式、使家庭兴旺发达的正确方式——将父亲对其家庭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注引入到对国家的管理中来。”这样，治理国家就不再仅仅是保护君权，而是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建立家政。君主对国家的居民，对居民的财产和行为的管理，就应当像家长对待家务和财产一样进行控制。这类治理艺术并不涉及领土，它关心的是人和事情构成的复合体，实际上，它关心的是人，是与事(财富、资源、谋生手段、领土)相关联、交织的人，领土不再是治理的主要对象。



　　但是这种以家政为基础的治理艺术的发展并不顺利，在18世纪，因为人口的扩展，治理艺术的尴尬境况得到了改善，它的障碍也消除了。 为什么人口问题扫清了治理艺术发展的障碍?福柯的解释是，在人口问题出现以前，治理艺术是以家庭管理作为模式的，但是，人口问题一出现，治理艺术就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口。人口问题不可能在家庭模式中得到解决，因为“人口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