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哲学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区分了本体论上的在场与不在场。发端于柏拉图的西方哲学在本世纪之前一直是在场形而上学的天下。自尼采以来，几个在场形而上学的反叛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哲学运动。尼采把人类的本质论证为是对存在的主动忘却预示了不在场与在场处在一种严格的二元对立关系中，两者平分秋色。胡塞尔在《笛卡尔哲学的沉思》中区分了意识的超越现象和纯粹的意识心理学与在场-不在场的二元对立是同构的。弗洛伊德的人格解剖学把心理动力学机制确定为潜意识，它“抹去了世界的始源和在世的存在之间的超越界限。在抹去这一界限的同时又将其产生出来。”[1]这实质上是在本体论中充分肯定了不在场的作用。德里达关于二元对立中一方的存在是另一方的延异的反复论证以及对踪迹、播撒、替补等概念的精确定义更是开宗明义为不在场的哲学奠定了丰厚的基石。
    对在场形而上学充满怀乡观念的海德格尔也许对不在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他必竟确认了前理解和后理解的界限，那就是在印欧语系中把“在 ”和“是”的两种含义合而为一的符号表达式，如 etre，to be，sein……等等，“在之所在”与“是之所是”的同一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超越始源。[2]这是哲学史上首次把语言的符号认定为形而上学的界限，即形而上学是在前理解的Being与后理解的Being之间人对自身的理解。那么Being之前与Being之后将是什么呢?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具有类似于符号结构的深入观察以及拉康进一步论证潜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和潜意识以隐喻与象征的形式编码则添补了这一空白。有声语言是意识的产物。潜意识中的语言肯定是无声的，是类似于书写那类的东西。将这层意思推而广之，不在场则是一种无声的书写，对应于在场为一种有声的语言。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德里达建立了他那不朽的书写学。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每一个实意的汉字在其原始形态上都是一幅美妙的图画，代表着逻辑上的一个甚至几个命题。正因为汉字是这种经验的形象记载，最古老的汉语中则没有类似于印欧语系中的和to be一类的词。原始的汉语没有系词正说明了中国不可能产生象古希腊的形而上学那样的哲学，即将“在之所在”与“是之所是”在同一个语词中相互延异的哲学。但是，哲学在发生学上却有着相同的构，或者说哲学化的策略(Strategy of philosoplizing)在不同的文化中是同一的。于是，我们把用这种同一方式产生的思想体系称为哲学。这种方式就是德里达所说的把超越的始源涂抹而又保留其踪迹的思想运作。用德里达自己的话说，“超越始源的价值必须是使其必然性被感知发生在使其自身被涂抹之前。元踪迹的概念必须既服从必然性又历经被涂抹。它实在是自相矛盾的，并不能被同一性的逻辑所接受。踪迹并不仅仅是来源的消失……它是指来源根本没有消失，它永远不会形成，除非自返性地由一非来源形成，踪迹就是来源的来源的那种东西。”[3]汉字在其超越始源的阶段肯定是和其所指之间具有象似性(iconicity)关系的，在这个象似性时期汉字的无声图象形成必然性，紧接着象似性逐渐被索引性(index)和符号性(symbol)所代替。这恰恰是德里达的被涂抹(undererasure)这种思想操作。这就构成了汉语的元书写，也是汉人潜意识的编码。综观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史，老学与易学的核心概念----易，儒学的核心概念----仁，中国社会家庭本位文化的核心概念----祖，三者构成中国形而上学的超越始源的踪迹。它们的意义完全来源于其象形期的隐喻和换喻形式，当象似性被取代之后，在象形期形成的必然性却一直发挥着作用。没有任何一个汉语本族语者在使用它们的时候联想它们的象似性意义。然而，又几乎是每一个用这种语言思维的人都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把这种必然性运用的得心应手。解读汉民族潜意识的文本看来只需分析这些关键的汉字，这无疑是对德里达元书写学的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因为现在存在的人类语言没有一个能象汉语这样典型，也没有一种形而上学能象中国哲学这样高度概括地编排在几个如诗画的方块字里。

  一、易---中国人的世界图景
    “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包括老学与易学)将阴阳引申为宇宙万物生成的两个基本原理……”[4]体现阴阳一体的汉字正是“易”字。汉字中的会意字有内在的结构，既有语义结构、语法结构，又有逻辑结构。正象语素的结构搭配和词汇的结构搭配将影响意义一样，字的内部结构同样塑造其意义。“易”字是“日 ”和 “月”两个象形字的层次结构。《说文·易部》云：“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韩康伯注：“阴阳转易，以成化生。”今天的“易”字再也看不出“日”、“月”上下叠加的样子， 除非在汉字辞源学家那里还偶尔可以看到对其结构的关注。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便不难看出其意义和其形式的联系。“易”有三义：一为变易，如《广韵·音韵》：“易，转也，变也。”《易·系辞下》：“易，变易也，改也。”二为简易，如《广韵·图韵》：“ 易，不难也。”《墨子·亲士》：“是故君子自难易被，众人自易也难彼。 Jp三为不易，☆不易’就是认为天地秩序和人们所处的社会尊卑地位不可改变。”[5]显而易见，一义和三义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我们从其结构中又能顺理成章地推导出这三种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的意义。一天之内日伏月出的变换直接产生一种隐喻的效果来代表变化。日月更替，周而复始又产生了另一个隐喻的效果即简单性。世界只有一个循环模式又通过换喻的形式也表达不变性。为什么会把“日”、“月”两图形重叠起来构成一个“易”字，这是人类的形而上学的前理解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旦其结构形成了，其意义的生成过程就不再是一个谜。既或说它的语义项是一个既变化又不变化的悖论结合，只要我们了解了它的组合方式，也不存在什么费解的奥秘。不过“易”字中的语义结构却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奇迹般地不谋而和了。[6]波普用逻辑公式准确无误地表达了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即 A^～A(A和非A的合取)，这是和形式逻辑的三定律(同一律、排中律、不矛盾律)根本冲突的。波普还形式化地推导了A^～A的合取是真的这一复合命题可以推出一切命题，无论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以及无意义命题。这便是黑格尔的学说为什么总是成为意识形态专政的理论依据。当然，中国的“易”学原理无疑也是思想暴政的源泉。
    “日”和“月”在人类的感知中是可以共现的，如日蚀。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通常将其理解为互补的，如董仲舒云：“天道大数，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阴阳是也。”(《春秋繁露·阴阳出入》)“日”、“月”在“易”中首先代表两个互补的事物。而在形式的结合中它们同时又是对立的。因此，在符号和世界的同构关系中，便出现了互补和对立同被一个符号兼容、由对立表达互补、由互补表达对立的特殊现象。索绪尔严格区分互补与对立关系的作法在此找到了其反证。结构主义的信条，从其基本原则上便不适用于对汉语和汉人思维模式的分析。同理，变化与不变化是互补的关系，而在“易”的词项中却是严格的对立的关系。变化与不变化是一种聚合体中的两个事物，但是它们同样可以组成结构段，中国政治史上有一句被人用烂了的口头禅，叫以不变应万变，它既是聚合体关系，又是结构段关系；既不是聚合体关系，又不是结构段关系，它只是两种关系的延异，或称两种关系的踪迹。
    “易”作为中国人的元书写学蕴含的变与不变的矛盾属性在中国的典藉中亦有所体现。《易·系辞下》说：“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但是，“变化有自己的常则，这就是由正而反，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