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将自己表白，肯定成为至高的本质的理性。”[14]而人格化的上帝只能是皇帝，他代表上天，统治世界。同时，董仲舒还作《春秋决狱》232事， 即以《春秋》经义为依据，作为判案的原则，开启了意识形态法律化的先河。中国从此成了一个隐性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仁’的含义很广。孔子、孟子视情而定，多端发‘仁’，但两人都曾把‘仁’解释为‘爱’，汉、唐儒一般均以‘爱’名‘仁’，至宋明儒，有以‘物我一体’言‘仁’者，有以‘觉’言‘仁’者，而朱子释‘仁’为‘心之德，爱之理’最兼顾也最通行、阳明则认为不必非韩昌黎‘博爱之谓仁’。”[15]这段话似乎暗含着在孔子、孟子的时代“仁”的元书写学意义还没有被彻底涂抹掉，因此，孔、孟多端发“仁”。从此之后，特别是经末明理学， “仁”的有声意义作为一种在场获得了中心化的地位。但是，在 “仁”的元书学内涵在被涂抹之前已经获得的必然性还是由它的群体效应性顽强的表现出来。作为抽象的人、超越的人、类的人既能表达个体对整体的顺从，也能表达个体对整体的统治，两者显而易见处在一个悖论的漩涡之中。于是，不同的人讲“仁”或者理解“仁”便有不同的出发点，也得出了不同的含义。统治者讲“仁”其义是由自己来达到对他人的整合，被统治者讲“仁”是要把自己融合到整体之中去。如果用皮亚杰的心理学术语来说，前者是对整体的同化，后者是对整体的顺应，正如同化和顺应是人认知的两个方面一样，它们也是“仁”的两个面。正如“易”蕴含着本体论的冲突一样，“仁”内在地蕴含着道德论的冲突。 “穷则独善其身，通则兼治天下”就是这种道德冲突的真实写照。这样， 以“仁 ”为核心的中国道德伦理就将因人而异，统治者的道德就是对整体的同化，被统治者的道德就是对整体的顺应。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暴政和顺民结合的思想基础。


 
    三、祖---中国入的家庭观念
    中国社会以家庭为本位，这是大多数学者皆可共识的论点。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均包括在一个汉字——祖之中。 “祖”字经历了比“易”、“仁”更大的形式变化。但是，其原始象似性时期形成的诸个义项，无一不在“祖”字的含义和其文化内涵中找到。这正鲜明而又准确地证实了德里达的观点。
    《说文》对“祖”字的解释为：“祖，始朝也。”王筠句读：“《檀弓》：祖者，且也，镱鼎文凡祖字皆作且。”甲骨文、金文祖字初文作“且”，后加示旁。 “且”就是阳具的象形形式，“示”就是一个跪着人。“祖”字原来只是一个阳具，后来又画了一个跪着的人向阳具叩拜。一个象形的阳具代表祖先，既有隐喻的功能又有换喻的功能，隐喻产生的意义则是生殖崇拜，换喻则意味着长着阳具的人才能有资格当祖先。这同时象征着没有成为“祖”之前的人其阳具是疲软的。这是一种精神阉割术，比尼采论证的基督教教义对其信奉者的阉割既彻底又及时，因为祖先崇拜是从孩提有记忆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在中国人5000年漫长的历史中，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学都记载着无数起长者可以有三妻六妾，但却绝不允许其子女有自己独立的恋情之类的悲剧，是这种精神阉割术的最好证明。中国人总是习惯于按祖训办事，对于自己没有亲自经历的事情不是去分析其逻辑关系，而是看其有无先例，都是这种精神阉割术的直接结果。把这种历时的观察进行共时的映射，与祖先对应的则是政治阶梯中的达官显贵，中国人不是按事情自身的结构联系处理，而是寻找政治靠山的支持，这是精神阉割术的最惯常的表现。正如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之中反复强调的那样，对于历史的积淀和权力的话语不去主动忘却就是—种彻头彻尾的精神阉割术。中国人受其蹂躏是太典型了。
    当“祖”发生了第一次形式变化即在简单的阳具图形旁边又加了一个跪拜的人形之后，阳具的形式被涂抹了，但精神阉割术则以踪迹的效果残留下来了。同时，这种新的组合又生发出新的意义。跪拜的人形既能代表自我，又能代表他者；他者也可以是指长者，也能指同辈。而阳具既可以指自我的阳具，也可以指他者的阳具；阳具既可以是跪拜他者的阳具，又可以是非跪拜他者的阳具。这几种组合方式皆有不同的象征。自我向自己的阳具叩拜的确不可能发生在现实的语境里，但却可以发生在我们潜意识的书写形式中，这正好是精神阉割术的一种表现形态，说明我们自己被阉割了还要向离我们而去的阳具崇拜。中国人变得在精神上不能生育了，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永生的希望只能靠我们象征的生育来完成，这就象生物的生育是我们永生的希望一样。当中国人失去了精神生育的希望之后，变得对现实十分迷恋，对死的敬畏，对肉体享乐的追求(正如福柯观察的那样[15])，都较其他民族为甚。这是“祖”字的元书写给我们留下的潜意识编码的一部分。如果是自我向他人的阳具叩拜，阳具原来的所指即祖先又作为踪迹显现出来，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同一性使得它又能代表政治上的上司，一直到皇帝。这象征着发挥作用于的阳具不是长在我们自己身上。它所带来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呈现出两种状态：其一是精神手淫。这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方式，鲁迅的《阿Q正传》揭示的正是精神手淫现象。其二是精神卖淫。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记载着多少向政治淫威媚求荣的无耻之徒，记载着无数精神妓女的取辱。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宫僚化向强权屈膝投降大多数都是一种精神卖淫。
    如果跪拜的人形代表着一个抽象的人，阳具亦是一抽象的阳具时，这深刻地反映出中国是一个隐性女权的社会。中国男人被普遍地阉割，这表现在中国男孩几乎没有俄狄普斯情结期。俄狄普斯情结不光是生理追求成熟的象征，更重要的是精神成熟的象征，它既是对男人的追求，又是对权威的追求，是对永生的追求和权力价值的追求。在传统父权的统治之下，菲勒斯的隐喻形式转化为精神父亲。这位精神父亲可能以上司权威的身份出现，也能以丰功伟绩的祖先的身份出现，单向性的精神乱伦使我们不可能获得显示男权的机会。男人从时间性的动物变成了一个空间化的容物。时间性表现为从未来向现在的到时，每一个微小的时间间隔都能被激活，这是创造与奋进的方式。空间化是由现在去封闭过去，现实就是一潭死水，它象一个不能生育的子宫，一次又一次地把虚假的孕育当成真实的胎儿，它从不想更多地获取，只耽心失去已有的东西。中国人习惯于寻找权威、寻找根据、寻拢先例、寻找祖训，不正是这种空间化的模式吗?—个不思进取的民族肯定要株守家园，于是，丧失斗志，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嫉贤姑能，柏杨所说的中国人窝里斗现象其根源正是这种隐性女权的社会。
    普遍的性压抑是这个民族精神阉割的另一种表现。由父母为子女确定配偶是这种精神阉割的形式运作。爱情是殊型对殊型的选择，必然是严格排他的。由他人为自己选择爱的对象，就是剥夺了爱的权利，一种典型的精神阉割。而在祖先崇拜的共时投影下形成的权威崇拜又以精神父亲的隐喻形式出现，他在乱伦欲望的蛊惑下会对一切其他人的性要求采取严酷禁止的作法，而在祖先阉割晚辈的文化中这种乱伦欲望是必然出现的。于是，在中国一方面是皇帝后妃三千，大人物妻妾成群，而这些人却用满口仁义道德去禁止别人主要是自己的晚辈和下属去满足自己的性欲望。这种事举不枚举。单向的(即由长者垄断的性行为)精神乱伦的泛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更显得可怕。由父母作为历时的长者和上司作为共时的长者打着爱的旗号，对晚辈和下属进行人生的设计，包办一切该由他们自己去做事，让他们去偷偷阳萎，最后达到精神阉割的目的。中国官场的帕森斯效应和家庭中一代不如一代的退化正是这种精神乱伦泛化的最大恶果。
    “祖”字的形式创意无疑包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