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和批判性。生命权力通过种族主义杀人，它通过别的方式也可能杀人，只要是生命遇到了威胁，生命遭到了一丝一毫的恐怖警告，生命权力就会竭尽所能，就会发挥它的最大力量，就会变得歇斯底里，就会让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变得焦虑而没有理智。什么样的国家的生命权力更敏感、紧凑、有力和严谨？显然，不是那些落后、贫穷、荒凉的国家，不是阿富汗、伊拉克或卢旺达这样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生命还没有获得它的恰当知识，生命没有进入历史中，没有进入“现代生物阶段”，没有进入政治技术的包围中，没有出现福柯所说的人口的生命政治学，没有那种生命权力。在这些国家里，生命只是凭靠本能在喘息、蹒跚、挣扎。生命停滞在基本的生理需求方面，生命的全部目的就是维持生理学意义上的生命。在这里，生命从来不会得到自身的反思性知识，它既不邪恶，也不悲天悯人。生命没有注入别的意义，无论是神学的意义，还是世俗的意义；这不是一种有权利和有分量的生命，这是麻木的生命。因此，屠杀，像外科手术一样不是犯罪，而是游刃有余般的轻浮嬉戏。死亡，既不悲鸣，也不欢乐。死亡的氛围是孤独和冷静。这里的死亡，哪怕是儿童的死亡，也激不起池塘中的细微浪花。

　　但是，在那些成熟的现代生物国家呢？这里的生命就承载了太多的分量和意义。这是高贵的生命，它总是在自我反思，围绕着生命，一大堆医学知识和哲学知识建立起来，前者从生理的角度促进健康，它使生命活得更持久，更有耐力，更有质量。后者确定了这种生命的价值、意义、品质，它为前者提供了依据，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成为前者的理由、动力。这两种知识相互促进，相互解释，相互交织，相互强化，这样，生命，就成为熠熠发光的对象，这是照亮一切的核心，所有的事物都要在生命这里受到权衡和检验，生命成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成为基础性的评判标准。政治技术开始包围生命了，一种旨在促进生命的权力日益强化、警惕、敏感。消除对生命的威胁成为生命权力的本能性倾向。?

　　我们看到，今天，由于历史阶段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原因十分复杂——的确存在着两种有关生命的知识和权力，存在着两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对于充斥着成熟的生命权力的国家而言，死亡紧紧地勒住了整个国家的神经，为了避免死亡，生命权力要不惜代价地消除死之威胁，“这种使人活的权力”终于要杀人了，我们在最近的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中，看到了生命权力的疯狂实践，他们将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看作是安全行为，自我保护行为，看作是对于生命的维护行为。他们将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入侵看作是防护墙的设置。这些屠杀和入侵就此改变了它的性质，它成了拯救、保护、促进生命的安全措施。使别人死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活。但是，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呢？在以色列看来，这些生命无关紧要，这些生命尚没有进入历史的生物阶段，它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意义；既没有分量，也没有价值。这是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生命，这也是一个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种族，因此，这是没有生命权力保障的生命，死亡可以轻松地光顾这种生命。以色列人的生命是泰山，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是鸿毛。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巴以这次漫长的冲突中，以色列失去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少得多，但他们觉得自己是更大的受害者。在以色列人看来，生命并非等价的：巴勒斯坦人每引爆一次人体炸弹，就会得到一次大规模的报复，就会有多得多的生命迈向死亡。在以色列人这里，他们失去生命，就会将巨大的愤怒汹涌地点燃。生命，是的，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而巴勒斯坦人失去生命呢？以色列人并不觉得那是和自己一样的生命，他们的报复是基于这样的生命知识而采取的行动：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你们的生命更卑微，我们的死亡需要你们更大规模的死亡来补偿。以色列人仅仅将巴勒斯坦人的人体爆炸视作是低级生命和种族惯有的疯狂之举，野蛮行径，视作是袭击高等种族的恐怖主义兽行，是的，这确实是野蛮行径，但是，他们意识不到这里同样埋伏着生命的毁灭，意识不到生命毁灭时夹杂着的绝望深渊，尤其意识不到这是绝望生命的最后一刻埋藏着的愤怒的轰然爆炸。他们没有认真地对待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他们只认真对待自己的生命，以色列人决不会像巴勒斯坦人那样用生命的自毁来毁掉他人的生命，它的报复和屠杀借用的是器械，而不是生命。他们的坦克和飞机决非简单的报复，而且还夹杂着高级生命和高级种族的炫耀，自尊，权势。这是没有内疚感的报复，因为，卑微的生命对高级生命的袭击就是恐怖主义行为，而高级生命对低级生命的灭绝则是安全行为。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以色列在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后，没有一丝一毫的退让。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安全置于一切之上，尤其置于巴勒斯坦人之上。

　　巴以之间的冲突根源是领土，但是在这场相互针对生命的攻击中，领土问题退到了其次。生命问题突出出来，或者说，生命权力膨胀到了它的颠峰，它甚至暂时忘了它的起源。在愈演愈烈的报复和杀人循环中，人们似乎忘了杀人的最初根源，人们忘了事件的起因，只知道瞪着眼睛仇杀，或者保命。只有生命在这个血腥的舞台上演出。这是丧失了根基和理由的生命权力的疯狂实践，但是，以色列的膨胀而敏感的生命权力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绝对的安全，而是将他们投于更大的危险中。在此，一旦生命权力崩紧了它的神经，并变得气势汹汹，它就可能走向它的目标的反面。也许，恰当的办法是，应该松绑一下警惕的生命权力，尤其是剔除它的以安全为目的的杀人权力。应该在种族和种族之间建立平等的生物知识、生命知识。对以色列来说，确实应该防止恐怖，但不应该防止恐怖而杀人。杀人禁止不了恐怖，只能无限多地生产恐怖。

　　犹太人曾经因为被当成低等种族，因为被看作是别人的生物学上的安全威胁，而遭到屠杀。如今，他们也时时刻刻感到了安全威胁，但是他们也在杀人。他们被屠杀时，他们被当成了低级种族，他们的生命被践踏；而他们杀人时，则把自己当成了高等种族，他们践踏别人的生命。也许，今天的战争和杀人总是在自命不凡的种族和生命那里展开？总是在安全的名义下展开？总是要将自己置于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而展开？是的，如今所有的武器生产和军备扩张的旗帜上都写着安全和防御，但是，最终，它们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杀人的残暴工具。历史，真的会像福柯所说的那样，在和平的瞬间——仅仅只是瞬间——也汹涌着战争的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