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规律性，有其死亡率和发病率，有其自身的稀缺循环”，此外，与人口相关的还有流行病、迁移、风俗，职业活动等。更重要的是，它还引发了一些经济后果。所有这些，使得人口问题无法还原到家庭维度，对人口的治理，就无法以家庭模式作为基础来实行。或者更准确地说，家庭不能提供基础性的治理模式，家庭倒是被包括在人口问题之内，它成为思考人口问题的一个手段，而非模型，家庭这个治理模型消失了，一种新的针对着人口的治理术出现了。?

　　这就是第三种治理术，也是直至目前的最终治理术，它出现于18世纪。这种人口治理的目标就是人口的福利，它包括增加财富、提高健康、延长生命等等。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治理术和生命权力的重叠和交织。福柯讨论的18世纪的新治理术的出现正是生命权力的诞生，在《知识意志》中，生命权力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权力实践图式，他在那里断言，社会从此进入了“现代生物阶段”，在这里，在《治理术》中，他同样断言，这个治理术到今天还“牢不可破”，它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是一个人口治理术的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治理术’的时代”。无论是“生命权力”为标志的“现代生物阶段 ”，还是“治理术”时代，对人口的管理成为社会的最主要目标，在此，治理术采用的是生命权力的实践形式：二者都是对于人口的管理，都产生关于人口的知识，都将人口和生命作为最后目标，都成为今天的主导权力形式，最后，都动摇了传统的国家模式和形态，都奠定了一种崭新的国家权力实践图式。?

　　这个新的国家形态因为要促进人口和生命的质量，它就不是杀人成性的屠戮国家。因此，它似乎摆脱了暴君和血腥的形象。它不再是野蛮的镇压和惩罚，而是善意的治理和救助。它的核心机制是确保安全。这是一种维护生命的治理性国家。它与那种严酷的冷血巨兽的国家截然对立。对生命的治理权力而非对生命的屠杀权力；松散的治理性国家而非严酷的君主国家；对人口的关注而非对领土的关注，福柯所勾勒出来的这一政治学趋势，在今天，在人权和主权的不尽纷争中，在世界各地弥漫的炮火和硝烟中，不是引发了巨大的回声吗?现代形形色色的战争和种族主义的引发完全可以在治理权力或者生命权力的框架内得到解释。因为，“在19 世纪，权力占有了生命，承担了生命的责任，它通过身体的规训技术和人口的调节技术，完完全全覆盖了从有机体到生物学，从肉体到人的全部。”如果说，战争和种族屠杀是针对着肉体和生命的话，是与人口密切相关的话，那么，它们就能够在治理性国家的背景下，在生命权力的框架内得到解释。

　　福柯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必须保卫社会》中将生命权力和种族主义联系起来。乍一看，生命权力怎么会引发战争呢?因为它是在提高生命、延长寿命、规避风险、消除疾病，它是以生命和健康作为对象和目标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怎么可能杀人呢?“这个主要目标是使人活的权力怎么可能让人死呢?在围绕生命权力的政治体系中，死亡的权力、死亡的职能如何运转呢?”福柯正是在这里谈论种族主义。在他看来，种族主义进入现代国家机制中，与生命权力密切相关，生命权力促发了种族主义，并使种族主义成为国家的根本性权力机制，国家通过种族主义而发挥功能。怎样理解福柯的这些论断呢？

　　我们先看看福柯的种族主义概念。什么是种族主义?“首先，它是最终在权力承担生命责任的领域引入断裂的手段，是应当活的人和应当死的人之间的断裂。”种族主义是断裂、区分的手段，它将人类的群体、人类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分开，它将人类分类，有些种族低等，有些种族高级，有些种族好，有些种族坏，这些人类、人群、人口从其内部错开了。换一种说法，人口的生物学类型得到了划分，不同种族占有不同的生物学知识和生物学领域， 人口内部就不再是同质性的，而是一个混和的差异性种族的集合。人口的生物学统一体—— 这一生命权力的对象——被分裂了，这是种族主义的第一个功能。种族主义的第二个功能正好和生命权力的旨趣相吻合，或者说，它借用生命权力的运作方式而发挥作用。生命权力的目的是，要维持生命，要更好地生存。种族主义以此为契机，它进一步地提出了为更好地生存的方案，那就是：“如果你要生存，其他人就必须死掉。”种族主义就这样在“我的生存 ”和“别人的死亡”之间建立了联系。自然而然地，在一个人口的总体中，在被分隔的人口总体中，一些强壮的种族为了更强壮，为了更健康，为了生活得更好，为了更好的繁衍，就希望低等的种族、不正常的个人、人类的退化者消失、消除、灭绝。他人的死亡，我个人的生命安全就得以保障。种族主义就这样借助生命权力而展开，它按照生命权力的模式而展开。在种族主义中，生物学关系比军事关系、政治关系和战争关系更为基本。正是在生命权力的需求下，种族主义才行动，才发起杀人的战争。它不是为了战胜政治上的对手，而是要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它不是靠政治手段，靠非暴力的方式让对手声名狼籍，一败涂地，而是为了提高种族质量、提高人口的纯度和价值而抹除对此造成的任何生物学威胁。杀人，处死的前提是巩固人种和种族，也可以说，种族主义的杀人就是为了在生物学上使这个种族健康，这 是它的根本目的——一个生物学目的，而非政治目的和领土目的。?

　　在19世纪，种族主义就这样从生命权力中派生出了它的特有形式，种族主义和国家机制相结合，整个国家就在生命权力的支配下变成种族国家。这种国家“被迫利用种族、种族的清洗和种族的纯洁来行使它的统治权，通过生命权力，使人死的权力的古老统治权的职能导致了种族主义的职能、建立和复活。”古老统治权使人死的目的本是报复、惩罚和显示君主的至上威严，但是，生命权力使人死的目的则是确保生命的安全和价值。这两种权力虽然都使人死，但最终目的不一样，对种族主义而言，它借用古老统治权的使人死的手段，却是为了达到生命权力使人活的目的。种族主义国家完全按照这种奇特的观点手段目的而施展其职能。它一定要杀人，杀别的种族，从而保证自己种族的安全，消除它面临的危险。这种新的种族主义就不仅是一种种族蔑视、仇恨，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种族敌意，也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灌输，它与思想、意识形态和权力谎言无关。这种新的种族主义的独特性就在于生命权力灌注其间，这种19世纪发展起来的生命权力成为它的基础。正是生命权力的高度而成熟的发展，使纳粹国家成为一种全新的种族主义国家。纳粹的生命权力无孔不入，生命权力的两种形式——对身体的规训权力和对人口的调节权力——伸展到了纳粹社会的每个角落， “没有比纳粹更有法律的国家；也没有哪个国家进行的生物学调节比它更紧密更坚决”，更有保障和更有计划。正是因为生命权力的蔓延和密布，杀人的权力就丧失了控制，因为生命权力为了生命目的而要杀人，哪怕生命遇到了一点点威胁，它就要杀人，生命权力前所未有地成熟，它变得十分敏感，对威胁变得焦虑、紧张，基于此纳粹设想自己，自己这个种族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处于别的种族的危险之中，它将自己的种族，全部人口，暴露于死亡面前。只有这样，只有面临着死亡威胁，它才能成为高级的种族，并决定性地再生。同时，其他的种族就被奴役、被屠杀，被灭绝。战争就在这样的生命权力的驱使下发生了，杀人权力也在生命权力的目标下肆无忌惮。这样，经由生命权力，国家杀人的职能就通过种族主义来保证。战争、种族主义、大屠杀，都通过生命权力，找到了它的现代形式。

　　福柯是在二十多年前提出这些观点的，令人惊异的是，这些观点在今天丝毫没有丧失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