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er用社会排斥这个概念来描绘精神病患者、有自杀倾向的人、被虐待的儿童、吸毒者、单亲父母和其他有社会问题的人士，他认为他们是被社会排斥的一群[2]。与Silver等人的观点不同，Giddens 认为社会中不同地位的人都有可能被社会排斥。 社会地位高的人和社会地位低的人可能位于社会排斥的不同向度上(dimensions)[7](pp.323～325)。Giddens在两个意义上使用社会排斥的概念：一个是广义的社会排斥，一个是狭义的社会排斥。前者将社会视为一个大的系统，后者将社会视为和经济、政治并行的子系统。

　　Giddens认为社会排斥可以有多种形式，主要的有经济排斥(economic exclusion)、政治排斥(political exclusion)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就业和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参与是融入。当个人被劳动力市场排斥在外以后，重新进入是困难的。从消费的角度来看，排斥表现在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购买和使用消费品方面。无家可归也是排斥。政治排斥表现在个人对于政治活动的参与方面。社会排斥发生在社会生活和社群生活中，它表现在个人不能经常使用社区的公用设施，公共事务参与程度低，家庭中和家庭外的闲暇活动机会少以及弱社会网络导致的孤独[7](pp.323～325)。Rodgers在讨论社会排斥类型时指出， 有在商品和服务领域的社会排斥;有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排斥;还有地域的社会排斥;人权方面的社会排斥;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社会排斥;等等[14]。研究社会排斥有多元的多学科的角度，有的研究注重社会排斥的过程，有的注重社会排斥中的行动者和机构，有的关注不同层次的社会排斥，还有的从融入入手进行社会排斥的研究。

　　Saraceno认为社会排斥中的不参与和参与不足是基于公民权利的分析[15](p.146)。Marshall指出，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社会发展出来了三种公民的形态，即契约公民、政治公民和社会公民。契约公民建立在公民有行使财产权的自由、有享受司法公义的自由等;政治公民有平等参与政治权力运作的权利;社会公民则强调公民有享受经济和社会安全的权利[16]。个人被社会排斥，是个人作为公民参与国家、社区、市民社会活动权利没有实现的问题。

　　因此，在社会排斥理论前行的过程里， 有这么几个点值得从事社会排斥的学者注意。首先，公民权利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社会排斥是社会成员公民权利不实现的表现。其次，与反社会排斥有关的公民权利，是一个比单一群体、单一种族和单一社区的公民权利更广泛的概念，它指向社会融合，特别是欧洲国家的社会融合。 再次，公民权利的概念带有当代欧洲国家政治文化和广泛的国民文化的特点，它不仅仅表示了一个与特殊问题有关的内容，更重要的是，社会成员们包容了不同国家的公民思想，理解公民权利更深的涵义。第四，剥夺(deprivation)可能引起社会排斥。公民权利的缺乏可能导致某种失落。公民权利的实现和剥夺的研究是相关的。最后，社会排斥概念的使用在很多时候是和物质剥夺(material deprivation)关联的。物质剥夺是社会排斥的一种表现。物质剥夺可以是由社会排斥引起，也可以是物质剥夺引起社会排斥。 如果我们在研究中仅仅把社会排斥作为非社会整合(social dis-integration)的一种表达，作为个人从社会秩序(social order )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现象，没有意识到公民权利的意义，那么，讨论社会排斥的意义也就被降低了[15](p.146)。

　　社会排斥是社会成员希望以公民的身份参与社会而被他们不能控制的社会因素阻止了的社会问题。社会排斥是社会成员公民权利没有实现的表现。在社会排斥中有不同的排斥类型，这说明社会排斥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贫穷的群体是被社会排斥的社会成员。就业工作、通过社会政策实行的社会福利、社会关系等可以减少社会排斥。

　　三、社会排斥理论是欧盟社会政策重建的基石

　　1998年，欧盟发表了13个成员国范围内关于人类尊严和生活质量的调查报告[17] 。这个报告将社会排斥理论与社会政策的研究结合到一起。Duffy 领导的研究工作组采用Abrahamson的福利三角组合理论[18]，并在这个包含国家、市场和社会多种制度安排结构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欧盟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的社会政策的分析框架。Duffy将国家、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和市民社会(特别是家庭、个人网络)组成的福利三角设立为研究的框架，这三种不同制度产生的力量可能形成社会排斥，也可能形成社会融合。Duffy 讨论了健康和健康照顾政策方面的不平等和排斥危机;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失业和边缘融合; 由于社会保护政策问题而产生的排斥;教育和排斥的危机;住房方面的排斥和政策等[17]。Duffy 的报告讨论了欧盟国家社会排斥整体状况以及社会政策改进的主要方面，是一份相对完整的社会排斥与社会政策的研究报告。

　　福利三角组合在不同的研究中有不同诠释。Abrahamson和de Neubourg以及Weigand在使用福利组合理论作为他们的分析框架时， 福利三角的侧重点和表述略有不同[18][19]。Duffy在对欧盟成员国社会排斥的研究中，先将Abrahamson 的福利三角中提供权力(power)的国家、提供财源(money )的市场和提供团结(solidarity)的市民社会演变为提供保障和被动性(security and passivity)的国家、提供机会和风险(opportunity and risk)的市场、 提供团结和分离(solidarity and fragmentation)的市民社会， 由此组成一个分析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的福利三角组合[17]。在这个福利三角组合的研究框架下，Duffy 认为欧盟成员国家的社会排斥问题是多种结构性因素互动的结果。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上被社会排斥的社会成员，他们对劳动力市场参与的缺乏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的家庭、国家的就业政策、国家的社会保护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要将他们重新整合于劳动力市场，就需要欧盟从就业政策、家庭服务支持政策、社会保险政策等方面提供给他们支持。Duffy的研究说明，在社会成员面对社会风险的时候， 国家应该通过社会政策提供保障。但是，单一的社会政策是不能解决社会排斥问题的[17]。

　　Duffy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指出，在欧盟成员国中，五个与社会政策密切相关的领域中都存在不同类型的社会排斥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发生，表明这些社会群体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低于其他社会群体。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在这些具体领域中，欧盟成员国家都制定了相关的社会政策。Duffy的研究说明， 在现有的社会政策框架下仍然存在社会排斥，这就需要对现有的社会政策进行修订。Duffy 的研究使用了问卷调查方法，资料分析的结果说明社会政策领域、社会排斥问题和被社会排斥群体之间的关联[17]：

　　1.社会排斥问题在健康领域，可以从收入不平等和死亡率、 发病率的关系上观察到。在这个领域被社会排斥的社会成员主要是中年男性群体和低收入群体。

　　2.在就业领域， 社会排斥问题主要表现在失业和失业者与社会保护政策排斥的关联上;它还表现在社会排斥对积极就业政策的威胁上。在就业领域，被社会排斥的社会成员主要有长期失业者群体、残障人士群体、有年幼子女的母亲群体和吉卜赛人群体。

　　3.在社会保护领域， 社会排斥问题表现在：需要社会保护的社会群体所得到的社会保护的实际收益低、国家不能提供比较慷慨的最低收入保证。在这个领域被社会排斥的社会成员主要有长期失业者群体、脆弱的老人群体、以及老人群体中依赖社会救助的那些人。

　　4.在教育领域，社会排斥可以从失学和学校产生的排斥问题中观察到， 还可以从接受学历教育的不平等机会中观察到。在教育领域中，低收入群体、吉卜赛人群体、讲少数民族语言的群体是被社会排斥的群体。

　　5.在住房领域中，社会排斥可以从可供出租的小单元房屋的短缺、 住房的短缺和住房空间条件不好中表现出来。在住房领域中被社会排斥的群体有低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中受到住房重建政策影响的那些人、低收入群体中居住在非法建筑中的那部分人、低收入群体中住房被收回但是没有能力重建房屋的人。

　　欧盟这份研究报告细致地讨论了在健康、就业、社会保护、 教育和住房领域中存在的社会排斥问题，它指出社会排斥是国家、市场和社会多种制度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份报告为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提供了指引。

　　四、欧盟反社会排斥的社会政策的推进

　　社会排斥理论的研究支持社会政策的制定。它在社会政策的具体运作过程中，演化为可操作性的指标。欧共体在社会融合的指导原则下，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欧共体文件中使用社会排斥的概念。欧共体认为社会排斥不能简单地归为资源不足，反社会排斥是个人和家庭能够保障有体面的生活条件，整合于劳动力市场、整合于社会的过程。在反排斥的过程中，参照对成员国的要求，欧共体执行促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融入(include)社会的标准是：教育，能熟练地掌握基本技能， 培训，工作，住房，社区服务，医疗照顾[20]。显而易见，社会排斥在这里成为一个政策性和操作性的概念。欧共体的社会排斥概念整合了制度安排要素，如教育和医疗照顾，强调了在制度安排机制下的福利资源再分配。

　　欧盟国家中，英国在社会排斥理论研究和社会政策研究中居于领先的地位。英国政府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成立了社会排斥部(Social Exclusion Unit)， 专门研究和处理社会排斥问题。英国政府定义的社会排斥是人民或者地区遭受到了失业、低技能、低收入、简陋的住房、高犯罪率、不健康和家庭破裂等问题的综合影响，不能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的状况。英国政府认为社会排斥有很多向度，上面的问题只是部分例子。社会排斥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变动的怪圈[21]。

　　基于欧盟成员国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对社会排斥理论的研究， 以及社会排斥问题的广泛出现，欧盟对社会排斥的研究和反社会排斥的社会政策的发展愈来愈重视。社会排斥被1988 年启动的欧洲共同体反贫穷行动认定为一个问题领域[22];欧洲共同体委员会(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在1993年布鲁塞尔的会议上，发表了《增强欧洲团结：加强反社会排斥的斗争，培育整合》[23]的文件;紧接着该委员会发表了促进社会融合的名为《欧洲社会政策之路：选择联合》白皮书[24]。作为一个跨国家组织，欧洲共同体在社会排斥研究中起了促进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欧盟还资助了关于社会排斥研究的国际会议，讨论如何消除因社会排斥而形成的贫穷问题[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