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我们已经提出，是意识对于自我的觉察与维护。如果说，意识本来与世界是一团和气，那么，随着自我意识的产生，我开始区分自他，主体与客体、历史与现在的分别就产生了。但这种分析只是一种方便，利科尔说，“但是如果我们用知识论概念即主体和客体的范畴来继续描述前理解，那就完全错了。例如，我们与一个工具世界所能有的亲近关系能使我初见‘先有’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将自己引向了对事物的重新利用。这种预期性是具有历史性理解的每一种存在者存在方式的一部分。”广义的前理解其实是当下意识确定的主体与对象、历史与现在的交汇点。这种确定是通过后退与开拓来实现的。
    在与对象接触之前，主体已经是具有理解能力和相应知识的主体，他向着可能的方向来筹划自己的理解。理解能力通过后退与开拓，确定对象。“其所以要后退，那是因为主体与对象形成的整体必须要拆开，意识借以与对象对立的、带有一种自为特征并构成一种意向性的运动必须要完成。其所以要开拓，那是因为意识与对象的脱钩形成一个真空，这个真空的感性的先验，是对象可以成形的地方。后退就是一种开拓，运动就是一种光。”主体与对象的分离，是通过时间性完成的。加达默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时间不再主要是一种由于其分开和远离而必须被沟通的鸿沟，时间其实乃是现在植根于其中的事件的根本基础。……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的可能性。时间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流传物才向我们呈现了出来。……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时间距离没有给我们确定的尺度时，我们的判断是出奇的无能。”
    而时间性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际上，“站到一定距离上来看”是意识天然具有的能力。捕捉对象、观看对象本来就是迎纳与拒斥的统一。我必须有所寻问，对象才会有所诉说。如果说寻问是一种自我敞开，那它首先应该是一种自我肯定——即首先确定自我的存在。在没有得到对象肯定的回答之前，意识早已经通过肯定自我的历史与欲求肯定（两者都是有所选择的，如我们在《前理解是能动性赋予语言与历史的突显》一节中所提到的，这种肯定就是确立了自己的前理解）了自己——甚至同时确定了对象可能展示的方向。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是前理解确立了对象，也不是对象确立了前理解，两者是意识作用下的相互确定的。后退即是开拓，开拓即是后退，这一切都是意识瞬间的活动，与其说有先有后，还不如说是一次事件的几种功效。但此一阶段的对象，还只是意向上的，是主体认为该是如何的，对象“好像”是如何的。而对象之实际如何，则有待于理解活动的展开了。杜夫海纳对后退与开拓有一种形象的比况：
    
    这一点从注意力在心理方面的表现就能相当清楚地看到。集中注意力——恰恰也是为了给予再现一切机会——就是置身于过去，以便在对象的未来中捕捉对象，因为我只有置身过去，对我来说才有未来，才有世界的未来或我自己的未来，我的话语的未来或我的动作的未来。我只是从过去去感知未来；现在，我仅仅是行动。静观就是回到过去以发现未来。我只有脱离使我迷失于事物之中的现在才不再由于呈现而与对象合而为一。“再现”的“再”字表示这种内在化，正如“静观”的“静”字表示诉诸空间的一种审视和一种同时性的可能性。因为空间与时间是同时代的。空间直接象征时间。后退造成的开拓确定空间，空间是我退回到自身时他人可以出现的环境。所以一提到异他性时都需求助于空间的隐喻。时间性还是构成这种构成一个我的自我与自我的关系。正是依靠空间，外观才能出现，观看才有可能。因为任何形象都是以空间为背景的；我是从过去的深处静观空间里的东西。同时，我之所以能从这一点出发，跟随时间的运动，窥伺未来，预测未来，那是因为空间可以说包含着这个未来。空间永远在那里，而它的这个“永远”就补偿了时间性的“不再”或“尚未”。尽管空间是任何作为给定物的再现之物的条件，或者确切地说是它的特征，它也表明给定物只不过是外观，永远是不完全地给予的，永远留有一个“别处”和一个“彼岸”。由朝向过去的运动产生的空间求助于未来。在空间和时间的辩证关系中出现了客体和主体的辩证关系。
    
    回到过去就是意识到前理解的存在。主体退回到过去，并不是说真的回到过去的某一点，而是在当下止住，当下的止使主体自身过去的历史相对客观地突显出来；对于对象而言，则是意识的过滤作用。一方面，由于主体在与对象打交道时的状态会变化，因而有时看到对象的这一面，有时又会看到那一面；另一方面，事情本身也会因为蕴藏的矛盾的发展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后退而形成的空间可以使我们历史地看，持观望态度地看。因为，当我们处于与对象的利害相关状态时，我们的视域总是被利害牵扯着，因而注意不到对象的真正的或主要的面目；而当我们被卷入某种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意识会不由自主地反抗或沉溺，因而也难以看到事情的本质。后退是相对有效的办法，通过诉诸时间距离，对事情、对象对我们当下的有效性进行“悬置”、“加括号”，我们真的可以相对地摆脱轻率的前见，相对地看清对象的面貌。加达默尔认为，一件事情所包含的东西，当它脱离了当时环境的现实条件时才会显现出来。“一个历史事件的可综览性（Uberschaubarkeit）、相对的封闭性，它与充实着当代的各种意见的距离——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历史理解的真正积极的条件。因此历史方法的潜在前提就是，只有当某物归属于某种封闭的关系时，它的永存的意义才可客观地被认识。”时间距离可以使我们摆脱对象的利害印象，使对象、事情的真正意义充分显露在主体面前。在时间距离的过滤作用下，那些受暂时利害影响的前见不再对我们起支配作用，而那些促成相对的“真实理解”的前见就会浮现出来。
    对于以上论点可能的责难是，为什么一件事情的内容，“只有当它脱离了那种由当时环境而产生的现实性时才显现出来”？难道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只有处于事件之外的人能看到？如果我们把对于事件的判断本身也看成一次事件，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按加达默尔的逻辑——只有当我们与此次判断有了一定的距离之后，才能知道它是否正确？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有正确的理解，因为正确的理解只存在于未来之中，任何判断都得由未来进行判断，而未来的特点就是永远不会穷尽。加达默尔说，时间距离“不仅使那些具有特殊性的前见消失，而且也使那些促成真实理解的前见浮现出来”，但我们要问，多长的时间距离才能确保前见的正确性？时间难道真有这个能力？
    所有疑问，只能导致一个答案，如同真理无法完全到达一样，理解只具有相对的正确性。理解注定是一个发展的概念。要通过理解来实现真理，是永远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在生活中需要审美，在理论上需要重提姚斯曾提出的初级阅读视野。审美理解不是阐释，它诉诸的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灵的状态。
    
    B当下的判断与预期
    
    在由前理解向理解展开的过程中，判断与预期是比较重要的。保罗·利科尔认为，“解释对理解力产依赖说明了为什么解释总是优越反思，同时也领先于最高主体构造的任何客体。这种优先性在解释的层次上由‘期望结构’所表达，它阻止了不依赖先决条件而对先与的存在进行解释。在先有，先见，先握（先行地握，或先悟），先论的模式中，解释先在于它的客体。我不评论海德格尔这些众所周知的观点。重要的倒是要强调：如果不能实现预期的结构，也就不可能实现‘作为’结构。‘意义’的概念服从‘作为’和‘先在’的双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