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的稳定性与绝对的变化性更是明显存在的。
    比如，草食动物见到虎而恐惧，这是因为虎威胁到它的生存。在草食动物眼中，能指与所指是一体的。人类与一般动物不同的地方之一在于我们有语言，原始人类同样受到虎的威胁，而他们却懂得用“虎”或“tiger”或别的词来指称那种凶猛的大型肉食动物。语言的产生使我们能够在虎不在场的情况下体验到它。此时能所的分别与对立也同时产生了：语言中的“虎”可以指现实存在的虎但又不是现实中的虎。如果说在古人那里，虎作为符号与“威胁人类生存的猛兽”的统一性是主要的，以至于人们谈虎色变；那么到了艺术家那里，到了今天，人们都可以在艺术品中欣赏虎的雄风，在动物园中观赏真实的虎而不必但心受到伤害了。这是因为它已不再象以前那样可能对人造成现实的伤害了。能指的“虎”字，已不再令人害怕，出现在照片中、图画中的更真切的虎形也不再令人害怕了，乃至“凶猛”、“伤害”意味的承担者——老虎自己，当它被关在笼子里的时候，也与原来的能给人造成伤害的凶猛的意味疏远了。“凶猛”的特性成了“雄健”、“筋骨有力”、“结构均称”、“毛色美丽”，人们居然可以面不改色地站在笼子外头，对它指手比划脚了。到此，能指的语言与所指的现实已经若即若离了。
    可以看出，语言的能指与所指有一个从浑然不分到产生距离，再到完全符号化的过程。语言作为能指的符号，其含义是大致确定的，但其对于主体的意义却不是固定的。利科尔认为，“自然语言的应用依赖于词汇的多义价值。后者包含了语义上的潜能，它不会因任何具体的应用而枯竭，但必须不断地由语境来筛选，来决定。正是语境的这种选择功能，在词汇的最基本含义上，与解释相联系。”能所指关系的疏密其实是人自身的存在决定的——按海德格尔的说法，存在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而展开又是由前向后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把主体的当前状态作为讨论的出发点。
    根据我们对前理解的宽泛的定义，语言构成并规范着前理解，而前理解的展开又修正增益着语言。前理解是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个接合点，主体的现实存在便是这个点的封闭与敞开。它的封闭性使主体成为现实的“这一个”，成为能指与所指的统一；它的开放性使主体成为可能的“这一个”，所指隐退，能指开敞。对于语言的探讨，正是在这一层面进行的。
    理解体现为对当下意义、情感的体认。只有当下的体认才是能指与所指活生生的具有开放性的统一，才是真正有生命的存在。作为活生生的存在标志的意义与情感并不完全是天然地内含在语言中的。语言本身有含义和情感色彩，但却没有具体的意义与情感。意义、情感总是伴随着各种理解、判断。以语言的形式储存着的前理解，是空洞地、无意向地放在那里的（它们也有逻辑的、内在的联系。比如冰天雪地一词，给人以寒冷，白茳茳的印象，但这种印象只是暗含在这个词中，我们知道这个词，并且会用，但并不因为它在我们的的头脑中就感到寒冷）。只有当它有所指地出现的时候，情感与意义才被体验到。
    因此,语言要真正地成为主体有意义的存在方式，必须与当下联系在一起。利科尔说：“当我们的语词离开了它们所起作用的确定语境来考虑时，就会有多种含义。……字词的多义性要求，在确定某一特定信息中字词的当下意义时，要有语境的选择作用作为补充，这一信息是置身于某一特定情境中的某一特定说话者传递给某一特定听话者的。对语境的敏感性就成为多义性的必要补充和不可缺少的补充因素。……这种辨别活动可被恰当地称为解释；它在于识别出说话把什么样地具有相对单义的信息建立在普通词汇的多义性基础上。用多义性的字词产生出某种相对单义性的话语，在接收信息时辨别出这种单一性的意向，这是解释的首要和基本的任务。”当下永远是鲜活的，它赋予语言以新义。这种新义，当然是已有的语言可以理解的，但却不是由该语言体系自动生成的。而是由使用着该语言的人在当下的理解中创新性地发掘出来的。比如：“我会呼吸，象青草一样/把轻轻的梦想告诉春天”一句诗，给予人以鲜明的印象。但就一般理解而言，青草是青草，呼吸是呼吸，二者风马牛不相及。但诗人创造性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竟然产生了如此奇妙的效果：嫩绿的叶子，在阳光下舒展，在微风中颤动，乃至那清新的带着泥土味的气息都触动着我们的每一个感官细胞，把我们带到一个诗意的世界中。这种境界，是一般的表达方式所难以达到的。
    但是，当这样一种联系是不可能长久地生动地联系在一起的。明显的例子是，一种表达约定俗成以后，它的意义便形式化了。它不再能马上引起新鲜的境味，而只是作为陈词滥调惯性地出现。此时的意义，又成为印象（含义），沉淀到语言当中去了——对于主体而言便是沉淀到他的前理解之中去了。事实上，语言与存在的结合只是瞬间的事，分离是注定的。分离之后，语言便只剩下具有含义和情感色彩的空壳保留在前理解之中。前理解储存的不是具体意义，无宁说，它是以经验形式储存语言符号,这些符号是一类意义（含义）与情感的代表,在时机成熟时，主体便把它们冠到新的当下的体验上，生成新的理解。霍伊认为：“……从我们更普通、更日常的体会看，语言在其中具有意义仅仅是它传递信息和谈到特殊事物的时候。”杜甫的《春望》中有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不可能溅泪，鸟也不见得惊心。溅泪与惊心完全是因“感”、“恨”而生的印象。花、鸟是客观的，中性的，本身是不带情感的。作为意象，它们既可以为佳人衬佳景，也可以为离人显别恨。只有当主体自身产生意义、情感期待，并把它灌注到当下的理解中去的时候，语言的具体意义才开始在交流中显露出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前理解便向着有意味的理解发展了。这种发展的必然性，不是语言（前理解）的必然性，而是当前预期、判断的必然性，是当下判断加给前理解的必然性。
    语言符号乃至客观事物是半自足的，它之所以被命名为存在或被视为对象，都是主体当下参与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更象是存在的房产，只有当作为主体的人去建筑它、装饰它并且入住以后，才算是“家园”。
    当一种意义生成之时，它作为语言的生成物以专一的意指否定了语言（语言作为抽象的系统存在，不是专指某一意义的），尤其当此意义引发主体的情感之时，语言便不再是抽象的语言，而是具体地有所指的语言了（用索绪尔的区分，此时该叫做言语），这时语言的当下性从它的抽象性中突现出来，并随着主体的感觉而具有了具体的（新的）意义。“一个客体被一个主体的动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他的好奇心，首先是他的语言所限制，并给它划定界限。在主观范式中，新的真理是由一种新的语言运用和一种新的思维结构创造的。新知识的创立是知识思维为使自己适应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发展要求而进行的活动。知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人们创造的。”随着当下性的推移，刚生成的当下意义变成了“前理解”，沉淀到语言系统中，它便又增益了语言。
    辩证地看，语言本身也具有特殊和一般两重属性，作为一般性的语言是历史意义积累的成果。无数的当下意义，通过时间沉淀与现实情境、情感剥离，而带着它们的影子入语言系统（前理解），以便时机成熟时，重新浮出水面，给主体以刺激并接受主体的意向指令。而作为具体当下语言的言语，则是汲自一般，回归一般的。汲自一般，是说具体语言的意义都是一般语言所能产生的，而不是硬行扯入的。比如一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可能对他所不知道的语言另一种语言的词汇产生具体的意义认知。回归一般，则是指特殊作为一般的一次具体展开，随着当下性过去，具体的意义将作为印象储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