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转型期的特殊国情，使地方政府参与财政竞争更专注于短期内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出。转型期这一大背景决定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在次序、结构和数量上都有别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地方政府需要承担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职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地方政府要把工作的重心逐步转移到社会管理上来。然而，由于受到体制因素和经济实力的制约，地方政府职能又具有特殊性，各级地方政府面临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有效供给居民和社会需求较大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的双重挑战。

　　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承担促进经济繁荣发展的任务，在税收自主程度有限的情况下，吸引资源等流动要素的公共支出竞争就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共同选择。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导致地方政府把相当部分的财政支出用于生产投资活动，以及能够直接为生产投资服务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在财政竞争的目标选择中更专注于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要承担社会责任目标，即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本地区选民支持，需要对居民负责，向居民提供符合其偏好和需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教育等。从国际经验看，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惯性，政府在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领域的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44％，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特殊的转型期背景反映在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行为中，则表现为地方政府处于自利的考虑更倾向于在收益最大化目标上努力工作，而在社会责任目标上相对懈怠。

　　3、政治激励的扭曲，使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目标难以实现。财税激励虽然是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动力，但是地方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他们除了关心财政收入之外，更关心政治仕途上的升迁，政治激励更为重要。但是，基于政治晋升锦标赛有效实施不仅具备较为严格的技术条件，同时还面I}缶来自两个方面的现实条件：第一，晋升锦标赛不能公平、公正和公开地推行，地方官员的晋升与经济绩效无关，就会使锦标赛形同虚设；第二，地方官员失去参与竞赛的兴趣和热情，看淡晋升利益，只求保住位子。

　　在中国目前的“基于GDP考核为主的官员晋升”体制下，由于各地经济条件的差异，相对绩效是一个噪音很多的指标，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方案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且，比较富裕的地区更多地享受着先天的区位优势和收益递增机制的好处，这就使得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地方官员不能获得适当的激励J。职务晋升路径又使地方官员进入一个典型的逐级淘汰的锦标赛结构(Rosen，1986)，赢家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大部分则是输家，每一轮的输家将会失去晋升的信心，晋升激励对他们而言可能将是不足的。由于晋升条件的限制，在财政竞争过程中，增加财政收入的收益最大化目标并不一定能够激励由官员组成的地方政府努力工作。

　　四、结论

　　对于市场经济国家，财政竞争理论具有某种通用性，因为财政竞争的主体都有相对独立的利益，相互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无论是西方的联邦制、单一制，还是中国逐步建立的分税制下的分级财政体制，各级地方政府都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财政竞争的形式具有很大的相似。在财政竞争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目标选择才是影响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的关键因素。地方政府的收益最大化目标和社会责任目标同样重要，二者本是相互统一、互相促进的关系，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和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地方政府收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收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又为社会责任目标的完成提供了财力支持。地方政府收益最大化目标和社会责任目标的统一，是公共财政改革的重要方向。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需要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行为进行规范，改革中国现有的官员绩效考核标准，使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实现从经济发展职能到社会管理职能上的切实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