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孔融做问多夸饰，也是形成其文章气势的原因，最为明显的《荐祢衡表》，他盛赞祢衡的才能，“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盛赞他的品德，“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经，疾恶如仇。”盛赞他的作用，“鸷鸟累百，不如一鹗”，“龙跃天衢，振羽云汉。扬声紫薇，垂光虹猊。“此文常被论者认为过誉吹捧，其实这只是写文章的手段，行文走笔充满激情所致，也是为了达到引人注目的目的。又如《上书荐谢该》：“体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学，博通髃蓺，周览古今，物来有应，事至不惑，清白异行，敦悦道训。求之远近，少有畴匹。”夸饰的词语加以排比的句式，自然是洋洋洒洒，气度不凡。再如《卫尉张俭碑铭》：“君禀乾刚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轨，冰洁渊清，介然特立，虽史鱼之厉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这类夸张修饰的语言，在孔融的大多数文章都能找到痕迹，我们也可以处处感受孔融的“文气”所在。

曹丕《典论•论文》：“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而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致乎杂以嘲戏。”曹丕的这段话，褒贬兼具，似乎给孔融的文章定了性。除“体气高妙”外，“不能持论”也似乎得到广泛的认同。徐公持主编《魏晋文学史》：“曹丕肯定孔融‘体气高妙’，诚然。谓之理不胜辞，亦然。” 本文认为，谓之“体气高妙”，诚是；谓之“理不胜辞”不然。孔融“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主要表现在“杂以嘲戏”的文章中，而这类文章是孔融的戏谑之作，是一种政治上反对曹操的手段。而大量章表奏议则充分地体现孔融“善于持论”的特点。

考察孔融“杂以嘲戏”的作品，主要有《嘲曹公为子纳甄氏》、《嘲曹公讨乌桓书》、

《难曹公禁酒书》及《圣人优劣论》等。《嘲曹公为子纳甄氏》是讽刺曹操不干涉儿子曹丕纳甄氏的行为，《嘲曹公讨乌桓书》是讽刺曹操北征乌桓小题大做的行为，《难曹公禁酒书》揭穿曹操“惜谷”的本质，《圣人优劣论》则是从思想上打破儒家圣人的神圣形象，这些文章都是孔融政治上反对曹操的文学表现手段，或是与虚伪的世俗思想抗争的手段。后者不能代表孔融的真正思想（前文已论述），前者也不能代表孔融的真正文学。以《难曹公禁酒书》为例，孔融明知曹操颁布禁酒令，意在节约粮食，保证军队供给。因见曹操“雄诈渐著”，深为不满，故专和他捣乱。于是针对曹操“表制禁酒”之事，写了这封信，以侮慢之辞进行反驳、质问。全文“酒之为德久矣”为纲，列举大量史实，以证明酒的好处。文章处处引经据典，煞有介事，其实却是无稽荒谬之谈。如“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把尧建太平、孔称上圣和光武中兴的原因归于酒德，当然是“理不胜辞，不能持论。”这个道理难道孔融不懂吗？当然不是，他是故意讲歪理同曹操捣乱，发泄他心中不满。这是一种和孔融文学本性不符的异化的文学手段，不能代表孔融的文学特征。

能够真正体现孔融的文学特征的，是那些关心社稷、参与朝政的政论文章，这里孔融临问的态度是庄重严肃的。如《上书请准古王畿制》、《崇国防疏》、《马日磾不宜加礼》、《肉刑记》等，这些文章都是理正辞严，善于持论的。如《上书请准古王畿制》是孔融针对曹操欲复古九州一事而发的，他先以《诗经》“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找出经典依据，指出“天子之居，必以众大言之。”接着从反面举证，“秦兼天下，政不由旧”，以致“击柝不救”而灭亡。又正面叙述“圣汉因循，未之匡改，犹依古法”，明确提出应恢复与古九州制相对的古王畿制。又《马日磾不宜加礼》文，首先指出马日磾作为“髦节之使”、“曲媚奸臣”“奸以事君”的真实面目，后引用《春秋》典故：“昔国佐当晋军而不挠，宜僚临白刃而正色。”进而质问：“王室大臣，岂得以见胁为辞？”文章层层深入，有理有力，指出了马日磾作为“上公之尊”，有辱使命，有负圣恩。即使“圣上哀矜旧臣，未忍追案”，却“不宜加礼”。再如《论盛孝章书》中，从交友之道和好士求贤两方面来劝说曹操，希望他能营救盛孝章。从交友之道论，把曹操比做齐桓公，说明只有曹操能救盛孝章，也应该去救，如此则“友道可弘”，正义可伸。又从招贤纳士方面劝说曹操，曹操“匡复汉室”，“实须得贤”，救之则“珠玉无胫而自至”，反之则“士亦将高翔远引”。文章援引事实，陈明利害，态度诚恳，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这些文章都发自作者肺腑，出于本心。理竣词切，持论严谨，真正代表了孔融散文的文学特征。

孔融不仅有气势雄豪，理竣词切的一面，还有宛曲深挚、精诚感人的一面，几篇书信体散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色，读来令人动容。如“世路隔塞，情问断绝，感怀增思”（《与王朗书》）。“览省未周，涕陨潸然”。（《与王朗书》）“但用离析，无缘会面，为愁叹耳。”（《与张紘书》）“谘仰靡所，叹息增怀”。 （《与邴原书》）“根矩根矩，可以来矣。”（《与邴原书》）孔融还有些教令文，尽显对儒学和人才的尊重，辞气温润。如“昔周人尊师，谓之‘尚父’，今可咸曰“郑君”，不得称名也。”（《告僚属教》）“原之贤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尧不能用，舜实举之，原可谓不患无位之士，以遗后贤，不亦可乎？”（《答王修教》）“志士邓子然告困，焉得爱釜庾之间，以伤烈士之心？今与豆三斛，后乏复言。”（《又教高密令》）《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曰：“及高谈教令，盈溢官曹。辞气温雅，可玩而赏。”孔融的这类文章不多，且篇幅短小。文笔深置，辞气温雅，如几朵芬芳的小花，开放在孔融的遒丽的散文花园中。

（四） 文学价值

刘勰《文心雕龙•诔碑》：“孔融所创，有慕伯喈。张、陈两问，辩给足采。”陈文已失未详，张文指孔融的《卫尉张俭碑铭》。“辩给”指对人物形容尽致。“足采”指语言的华丽与文才。刘勰认为，孔融创作吸收蔡邕的特点，碑文对人物形容尽致，语言华美很有文采。

蔡邕是汉末很有地位的作家。他的文章很多，既写散文，也作赋，并著汉史。蔡邕文章影响较大的是他为人所作的墓志。我国古代墓志体文由蔡邕而兴，奠定了基础。

蔡邕本为一代名士，受汉末评品人物风气的影响，蔡邕不但喜好而且擅长人物评品，这也是时人多请他作碑志的原因之一。蔡邕作碑志，惯用各种手段，广譬博喻，形容尽致，对碑主反复加以赞扬。如《汝南周巨胜碑》：“君应乾坤之淳灵，继命世之期运，玄懿清朗，贞厉精粹，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总六经之要，据《河》、《洛》之机，援天心以立钧，赞幽明以揆时。沉静微密，沦于无内，宽裕弘博，含乎无外。巨细洪纤，罔不总也。是以实繁于华，德盈乎誉。”碑文里，蔡邕从节操、品行、仁义、道德、学识、气质、度量等方面，极尽夸奖碑主。“乾坤”“命世”“天心”“幽明”等同义词反复运用，突出碑主应天知命。碑文多以四字句为主，时有偶句，体现出完全不同于两汉散文质朴拘密的特色。刘勰说“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文心雕龙•诔碑》）说的就是蔡邕的碑文的这种特点。

“孔融所创，有慕伯喈。”不但是指孔融所创的碑志。 更适合孔融所写的荐表和所有涉及人物评论。我们再读《荐祢衡表》，发现其与蔡邕碑文如出一辙。而孔融夸张、形容、比喻、反复，较之蔡文更多，更有一种飞动之势。在句法上，孔融明显受蔡邕影响，有造句好求整齐的倾向，好用整齐的短句或者句组（多为四字句），时有排比和骈偶句式。孔融从蔡邕碑文里吸取到其评议人物和表述方法，加之孔融在“天性气爽“上较蔡邕更胜一筹，语言华美又”野于班固而茂于蔡邕”， 因而其文章更显得气扬采飞，名动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