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中，王充对经学迷信展开了猛烈的批评。在他的《论衡》书中，他率先打破了对儒经的迷信，也把孔子孟子的神圣地位从天国拉到人间。在他《问孔》、《刺孟》篇章中对孔孟等儒家圣贤进行了有力的批评。这种离经叛道的大胆举动，在历史上少见，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侯外庐先生说：“西汉以来的儒学正宗地位，遭受到了王充的批判后，虽然在形式上尚能维持其统治地位，而实质上已起了根本的动摇。”
孔融无疑受到《论衡》一书印象颇深。《论衡》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儒学进行批判，而孔融的非儒思想比之《论衡》则更为猛烈。在《论衡•问孔》中，王充以《论语》为把子，对孔子言论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逐条提出质问，以此证明“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可见孔子“行无常物，言无定趣”。《论衡•刺孟》中，王充对《孟子》一书中前后矛盾的情况予以揭露，批判了孟子的诡辩手法和两面派的行为，王充打破了孔子孟子的神圣地位，恢复了他们作为人的身份。而孔融更把圣人与骏马、骏犬相提并论，圣人在他这里什么都不是了。王充批判儒家圣人，打破了汉代思想专制的铁屋子；孔融嘲戏儒家圣人，则是把铁屋子完全打烂了。后世出现“非汤武而薄周孔” 的声音，则几乎是顺利成章了。
《论衡•物势》：“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王充认为，“气”构成宇宙万物，从这个角度出发，说明天地生人和父母生子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在两汉以孝治天下的大背景中，王充这种思想的提出是需要勇气的。而孔融更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出骇人听闻的结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子之于母，亦复奚为？”他把传统的人伦亲情，父母深恩来了一个彻底的颠覆，这等于抽掉了两汉四百年的统治基础，人伦亲情关系将会无所适从。这是非常可怕的，幸亏是乱世天下，若是太平盛世，恐怕任何统治者都不容他。后来曹操终于以此为借口把他杀了，思想的脑袋停止了思想，但思想却不会消失，嵇康、阮籍们的“杀父乃可，至杀母乎”比起孔融更是骇人听闻，但我们却能看到它们背后共同的掩藏不住的思想光芒。
总之，孔融的非儒思想以典型的离经叛道为特征，而主要通过离奇大胆的语言表现出来。它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他的这种思想却很少能成为他行动的指南，所以我们说他的这样思想几乎是潜意识的，有意识的是他的怪话连篇。有意识的怪话终于断送了他的性命，而潜意识中的思想却因此保留下来，为我们窥探汉魏思想变迁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四．孔融之交游
（一） 孔融与“建安七子”
孔融是否属于“建安七子”，历史上就有争论，现在这种争论也没有结束。张虎刚在《“建安七子”何来孔融》 一文中，认为孔融是曹丕“硬拉进来的”。“即使不管辈分，无论集团关系，而仅仅着眼于文学的风格流派，孔融也难以与其他六子相提并论的。”姜葆夫《建安七子应有孔融论》 则逐条从年龄辈分、集团关系、风格流派等方面反驳，认为可以将孔融与其他六子相提并论。“曹丕列孔融为‘七子’之首，主要是从文艺发展角度着眼，而不是从政治上考虑。无论如何，不能说曹丕是将孔融硬拉进‘建安七子’中的。”易小平《“建安七子”岂无孔融》 一文，首先认为“邺中七子”不能替代“建安七子”，“其他人从孔融创作与其他六子的个性差异出发，企图从文学上否定孔融七子身份，事实上孔融的作品也有建安文学的一般特征。”这些文章引用不同文献对于建安时期著名作家的不同说法，对孔融和“建安七子”进行批判，都叙述了各自的道理。
本文认为，“建安七子”是一个在文学的历史中形成的文学术语。它起源与曹丕的《典论•论文》 ，后来逐渐被称为“建安七子”。 把孔融列为“建安七子”之首，从多方面考量是有些不伦不类，这也正是引起后世争议的原因。但“七子”说的诞生就是这样，后来又被贴上“建安七子”的商标，并得到文论界长期广泛的认同（明确对“建安七子”之说提出疑问直到明代，后文更有论述）。这就象申请了专利一样，尽管它不伦不类，但已经事实存在了。以“不伦不类”为由来否定孔融“建安七子”身份是本末倒置。鉴于上述原因，本文拟从文论的角度切入，来讨论这个问题。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是关于“七子”最初也最明确的说法，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声；徐干以赋论标美，刘桢情高以会采，应瑒学优以得文。”这是文论界在“七子”之说诞生后，又一次明白无误的“七子”之说。 这里孔融没有和六子并列在一起，并王粲一起列举六人（孔融在前已论述）。如果硬说这表明刘勰不赞同曹丕的“七子”说，但至少他没有另立新说，曹丕的“七子”说并没有被打破，仍然具有“法定”的权威。
此后，“七子”被广泛引用，并逐渐贴上“建安七子”的商标，唐魏颢：“六经六经槽粕《离骚》，《离骚》糠枇建安七子”（《李翰林集序》）五代刘昫：“迨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义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二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宋苏轼：“方卓之乱，伯喈尚无恙也。而其诗乃云以卓乱故流入胡，此其真琰语哉？其笔势乃效建安七子者，非东汉诗也。”（《东坡全集》卷76）宋王应麟《小学绀珠•名臣类》“建安七子”条：“孔融字文举，陈琳字孔璋，王粲字仲宣, 徐干字伟长，阮瑀字元瑜,应瑒字德琏、刘桢字公干。”南宋葛立方：“建安七子，惟刘公干独与诸王子所亲。”（《韵语阳秋》卷20）元赵文诗《铜雀砚》：“摩挲岁月白发生，建安七子俱雕零。安得春醪三万斛，醉来快写短歌行。”（《青山集》卷7）元方回《仇仁近百诗序》：“降及西都苏李，东都建安七子，晋宋陶谢律体继兴。”元郝经：“曹丕及弟植皆好文学，与粲及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瑒、刘桢相友善……一世号称建安七子。”（《续后汉书》卷66）可见，从唐至元，包括孔融在内的“建安七子”的概念已深入人心。
也有例外，宋刘克庄《曹路分赠诗次韵一首》：“古来诗律推曹氏，不数河梁与董逃，唐季三家松最胜，建安七子植尤高。”这里推曹植为建安七子之首，在宋代文论中是少见的。多且明确对“建安七子”提出疑义则在明朝。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四：“故魏文帝为武官中郎将，植与粲等六人， 实称建安七子，然文帝《典论》论‘七子’之文无曹植有孔融者，元端以为弟兄相忌故也。”胡应麟《诗薮》：“文举自是汉臣，与王、刘年辈迥绝,列之邺下,其义未安。子建一书云：‘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斡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余意以兹五士，上系二曹，庶七子之称，彼已无惭。建安之美，于斯为盛。”
明朝似乎有一种重新排列“建安七子”的风气。《中国丛书纵录》今存明杨德周辑崇祯十一年刊本《汇刻建安七子集》，即以曹植打头而无孔融，此风来势凶猛，影响甚广，但也并没有能改写历史，毕竟“建安七子”的概念已深入人心。清杨逢辰辑光绪刊本《建安七子集》，则去掉曹植，换上孔融。此后孔融建安七子的身份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