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体现孔融疏狂性格的典型例子，在路粹控告孔融的罪状里，它直接导致了了孔融的杀身之祸。《后汉书•孔融传》：“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
关于这几条罪状的真伪，后人论述颇多。范晔说是“枉状”， 张溥谓“奏杀贤者”。 本文认为，仅就孔融性格来看，上述言语和行为极有可能出自孔融。如前所述，东汉士风竞以名行相高，故独行之士辈出。汉末士人充分发挥其个性，力求在言语和行为上与众不同。言语越骇人听闻，行为越脱俗背礼，越能见其独特之个性，越能引人注目。孔融跌荡疏狂的言语和行为，和汉末士人求名的目的不同，面对曹操大权在握，“雄诈渐著”，孔融只能以名士的狂放姿态做无奈之反抗。如张溥所言“时（操）僭形已彰，文举既不能诛之，又不能远之，并立衰朝，戏谑笑傲，激其忌怒。” 至于孔融何出此大逆不道之言语，则不在本章讨论只列，后文更有论述。
（三） 宽容少忌，深情挚意
与在权豪势要面前所表出的刚直倨傲迥然不同，孔融面对亲人和朋友，则呈现宽容少忌，情深意执的性格特征。《后汉书•孔融传》：“（融）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中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孔融特别注重交友，对朋友可谓情深意挚。孔融“与蔡邕素善”， 蔡邕死后，有虎贲士相貌与邕相同。融每酒酣，便引此人同座，说：“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孔融情深意挚的特征在几篇朋友的书信中有集中体现，如《与王朗书》：“世路隔塞，情问断绝，感怀增思……谈笑有朋，勉行自爱。”王朗系东南名士，原为会稽太守，被孙策战败，留置曲阿。建安三年，曹操表请天子下令王朗回朝。孔融与王朗有旧，故写此信与朗，表达了对故人的殷殷期盼之情。
《与张紘书》劝慰会稽东部校尉张紘安心留守之职，亦是情真意切，“但用离析，无缘会面，为愁叹耳。道直途清，相见岂复难哉？”张紘好书法，曾与孔融书。孔融答书曰：“前劳手笔，多篆书，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论盛孝章书》劝请曹操救其好友盛孝章，更令人感动。“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永年矣。”关切之殷，情同骨肉。
孔融特别善于发现并赞美朋友的长处。如《答虞翻书》：“囊闻延陵之理乐，今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但会稽之竹箭焉。”对朋友的学术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把朋友的治学与会稽的竹箭并为东南之美，真挚的溢美之情令人记忆犹深。又如《与韦休甫书》：“前日元将来，渊才亮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仲将复来，懿性真实，文敏笃诚，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近出老蚌，甚珍贵之。”这种诙谐夸张的赞美，体现孔融对朋友真挚厚爱之情。
孔融对朋友的不足之处，则常常包容。这在他的祢衡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祢衡“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 刚至许都时，傲视一切，唯善孔融和杨修。但他出言不逊，常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孔融爱其才性，并不计较，与之结为忘年交，上表推荐，关爱有加。祢衡击鼓辱曹，孔融虽然责怪他，依然热情地为他与曹操穿针引线。祢衡几乎不容于所有人，却独与孔融最善，这与孔融“孔融少忌”的性格不无关系。
孔融的《杂诗》其二集中体现了他对亲人的真情。情发乎词，哀痛于心，不见傲骨铮铮的“鲁国男子”。只见柔肠百转的血肉男儿。后文对此诗有专门论述，此不赘述。
三 、 孔融的思想
孔融不是思想家，他没有专门的思想著作或者文章，但他的思想不可忽略。我们认为： 他的思想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孔融入许都为界（公元196年），前期为儒家思想，后期思想发生潜意识变化。孔融思想以儒家为主，“非儒”思想尚不成熟，但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儒家思想
孔融为孔子第二十代孙，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得天独厚，他的七世祖孔霸，修治《尚书》，并为太子选授经学。孔融的父亲、兄长也皆研习儒家经典。“幼有异才”的孔融对经学的接受表现出过人的禀赋，他“博涉而该览”、“逸才宏博”。他年仅十岁，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便能“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可见他深受儒学浸染。
孔融的儒家思想，首先表现在他推崇儒术，有明显的宗经倾向。孔融出任北海相六年期间，也曾“收合士民，起兵讲武”，但“才疏意广，迄无成功”。但他在推崇儒术，提倡儒学方面，却做了一些具体的事情。“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更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孔融还为当时著名儒学大师郑玄在其故里高密特立“郑公乡”。孔融所写《告高密县立郑公乡教》、《缮治郑公宅教》、《告僚属教》等，多方面体现出对郑玄的尊重和礼遇。如《缮治郑公宅教》：“郑公久游南夏，今艰难稍平，倘有归来之思，无寓人于室，毁伤其藩垣林木，必缮治墙宇以俟还。”寥寥数语，尽现孔融对儒学大师的敬重，对儒学的推崇之意。
在孔融的辩论与文章中，甚至嬉笑和戏谑中，也往往喜欢引经据典。如《肉刑议》：“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适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离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卫武之初筵，陈汤之都赖，魏武之守边，无所复施也。”
这短短一段文章，几乎句句用典，所涉及典籍包括《左传》、《尚书》、《国语》、《毛诗》、《韩诗》、《史记》等。其中引《左传》四次，《尚书》两次，《史记》两次，涉及到的古代人物有夙沙、伊戾、赵高、英布、鬻拳、卞和、孙膑、巷伯、司马迁、刘向、太甲、秦穆公、南睢、卫武子、陈汤、魏尚等16人。大量引经据典，一方面说明孔融饱读诗书，熟谙经史，另一方面说明孔融有明显的宗经特征，儒家思想深深根植在他的脑海。
孔融的儒家思想表现的另一方面是谨守儒礼。孔融出身圣门，幼受圣教，对于儒家礼仪严格遵守，或者说是儒家礼仪的卫道者。儒家礼学有两个主要方面，“礼制”与“礼治”。 “礼制”是奠定国家典章制度的基石，“礼治”则是统治者的官方哲学。具体地讲，“礼治”着眼于礼乐教化，对百姓的道德培养。孔融“立学校，表显儒术”，以及对郡人加礼，皆是儒家礼治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礼治的同时反对严刑峻法。《论语•颜渊》：“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朝廷欲复肉刑，孔融上疏《肉刑议》反对，也是孔融谨守儒礼的明证。
太傅马日磾使山东，为袁术所迫，呕血而死，“及丧还，朝廷议欲加礼。”孔融上《马日磾不宜加礼》疏，援引春秋大意义，“昔国佐当晋军而不挠，宜僚临白刃而正色……春秋鲁叔孙得臣卒，以不发扬襄仲之罪，贬不书日，郑人讨幽公之乱，斲 子家之棺。”论述不宜加礼。《史记•太史公自序》：“夫不通礼仪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仪之大宗也。”孔融正是利用《春秋》“礼仪之大宗”，论述马日磾不宜加礼，捍卫儒家礼仪。
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责，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朝廷欲“诏书班下其事”，孔融上《崇国防疏》：“虽昏僭恶极，罪不容诛，至于国体，宜且讳之。”尊卑贵贱长幼亲疏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广泛的社会关系，“礼”确认并维护这种关系。比如祭祀，“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诸侯方祀”、士“祭其先”。（《礼记•曲礼下》）祭祀对象不同体现祭祀者的身份不同，所以刘表“多行僭伪，郊祀天地”引起孔融极大愤慨。但国势衰微，朝廷乏力，从大局出发，所以孔融建议“以崇国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