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孔融和“六子”是不同的。鲁迅说：“曹丕《典论》有论孔融的，因此他被拉到‘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 孔融和六子不同表现在很多方面，论述也颇多。本文仅就交游的角度，来考察孔融和六子的关系。

献帝建安元年（196）到建安十三年（208），是割据争霸的时代。这一时期，名士们一部分逃到荆州、交趾等地避难，一部分则追随在各路诸侯帐下，随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更多的名士还是汇集到了献帝和曹操的根据地许昌。包括孔融、王朗以及祢衡、仲长统、钟繇、杨修、路粹、韦诞、张紘、郗虑、荀彧等人，而孔融则是许昌中名士群里的核心人物。葛洪在《抱朴子•弹祢》中说：“许下人物之海也，文举为之主，任荷之足为至到。”可见孔融当时名望之重。孔融的才学，宽容少忌的性情， 加上许下相对宽松自由的思想风气，自然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士人群体。孔融感慨说：“座中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在经常与孔融交往的宾客中，与孔融关系最密切的当数祢衡、杨修，此二人皆以才高气盛闻名当世。此外如荀悦，年十二能说春秋，“性沉静、美姿容，尤好著述。” 他和孔融、荀彧等常喜欢谈论，通宵达旦。王朗在洛阳时便与孔融共事。建安初期，曹操表征王朗，在王朗辗转返回途中，孔融写信安慰他：“世路隔塞，情问断绝……谈笑有期，勉行自爱。”郗虑、路粹、陈群最初也与孔融很好，但后来渐渐分道扬镳。如曹操在给孔融的书信中说：“昔国家东迁，文举盛叹鸿豫名实相副，综达经学，同于郑玄。有明司马法，鸿豫亦称文举奇逸博闻，诚怪今者与始相违。”

经常往来于孔融之门的还有韦康、韦诞、张紘等。孔融《与韦休甫书》中写道：“前日元将来，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仲将复来，懿性真实，文敏笃诚，保家之主也。”其中元将即后来的凉州刺史韦康，仲将是其弟韦诞，二人借以书法精妙闻名。

建安九年，曹操攻占邺城。从此，邺城成了曹操“霸府”所在地，许多文人陆续集中在这里，“六子”也相继归曹，于建安十三年（208）前后共聚邺城，成为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的主要成员。《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言：“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帧字公干，并见友善。”陈寿评曰：“昔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

六子作为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与其他文人一道，聚集在曹氏父子周围，宴饮，羽猎，登台，游乐，吟诗，作赋，形成著名的邺下文人盛会。如陈琳的《宴会诗》：“凯风飘白云，白日扬素晖，良友招我游，高会宴中闱，玄鹤浮清泉，绮树焕青蕤。”抒写了与朋友宴会游乐的情景。刘桢《公宴诗》：“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旁。”描写了宴游时候的富丽豪华、冠盖相属的场面。应玚《公宴诗》：“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安康，促坐褰重帷。传满腾羽觞。”描绘了宴会的热闹场面，行酒，辩论，作诗，歌颂曹操的功德。

除游宴作诗外，羽猎作赋也是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内容。《古文苑》卷7章樵注引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建安中，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瑒、刘桢并作。琳《武猎》，粲为《羽猎》、玚为《西狩》、桢为《大阅》。凡此各有所长，粲其最也。”这些应诏的作品，题目各异，却均以出猎为题材共同作赋，并相比较。此外，还有登台作赋。《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曰：“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建安七子中，六子赋作俱丰，独孔融无赋，这与他们各自不同的交游活动有一定的关联。

邺下文人集团的活动，以建安十三年（208）秋冬，王粲等入邺为标志，开始进入高潮期。曹丕描绘当时的盛况为：“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知自乐也。”（《与吴质书》），王粲也于是年病死于征吴途中。邺中文人集团的活动高潮，大约维持了九年，基本上以六子的加入和死亡为标志。

由上可见，孔融虽为“建安七子”之首，但他与“六子”并无往来，基本上属于两个不同的圈子。孔融的骨子里传承汉末名士风流，成为品议清议中心的领袖。而六子则聚集在曹氏父子的周围，是邺下文人集团的主要成员。两个不同的交游圈子，形成和繁荣的时间不同，崇尚的精神和内容不同。但这些并不能否认孔融“建安七子”的身份。无论是曹丕有意或者无意，无论合理或者不合理，孔融成为“建安七子”之首，都已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二） 孔融与曹操

说到孔融，就不能回避他与曹操的关系。孔融能在绵长的历史中留下声名，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和曹操的缘劫。对此论述颇多，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立足孔融与曹操交往的事实，探讨孔、曹二人之间的关系，求证孔融最终被杀的真正原因。

孔曹二人交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灵帝末年，孔融出任北海相六年期间。在儒家治果平天下的信条熏陶下，在风云际会的形势下，孔融本想做一番事业，然而面对四方之敌，他毫无良策，数度为黄巾军所败。“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才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盾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孔融的大志与理想终被血肉横飞的现实打破，他从此退出了厮杀的战场。

在这个阶段中，孔曹二人并无意直接交往，原因在于孔融对曹操的不信任。尽管面对现实一筹莫展，孔融仍然坚持自己的主体。时曹操、袁绍已相继崛起，曹操更已成为北方炙手可热的实力人物，孔融却不肯联络，不肯依附。“左丞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

有人说《后汉书》此节所载不真实，认为孔融只在后来曹操“雄诈渐著”的时候，才对他不信任，孔融不可能刚开始就发现曹操“终图汉室”，因此断言《后汉书》记载有误。 本文不赞同此类观点，认为“融知绍、操终图汉室”是可信的。孔融在徐州时，徐州牧陶谦病笃，欲让刘备领徐州牧。刘备推让于袁术，孔融即对刘备说：“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 汉室衰微，天下大乱，豪强势要俱怀野心。董卓如此，袁绍如此，袁术如此，曹操何能例外？孔融以他的经历和阅历，甚至以他的知觉就能作出判断，何况曹操早以“乱世之奸雄” 闻名。孔融后来投汉，一是他已走投无路，需要有个安身之处；而是曹操毕竟表面上侍奉了汉献帝，又燃起了孔融一线希望。孔融经历了宦官集团、外戚集团、董卓、袁绍等，孔融已无人可信，无计可施，便把希望寄托在曹操身上，他希望曹操真是汉室的救星，这就是孔融一段时间内对曹操寄予厚望的原因。然而最终的事实证明，孔融的感觉和判断一开始就是正确的，他将为自己渺茫的希望付出生命的代价。

孔曹二人交往的第二阶段，从建安元年（196）到建安九年（204），此乃孔融对曹操寄予希望的时候。“在郡八年仅以身免” 的孔融，需要找一立身之地。环视海内，诸侯林立，惟有和汉室联为一体的曹操，才符合他不得已的选择。“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而曹操在北方立足未稳定，势力与袁绍相比起来相对弱小。虽然他获得了最大的政治契机，但还需要更多地赢得天下之心。孔融有重名，他的到来，“可以示广天下”，为曹操增加巨大的政治号召能力。所以，当“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 曹操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拒绝了袁绍，袁绍对此极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