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第一次真正走上了仕途，在灵帝熹平六年（177），孔融二十五岁的时候，应召司徒杨赐府。后大将军何进辟融为御史。董卓专权时，辟融为司徒掾，拜中军侯，又转为议郎。面对心怀异志的董卓，孔融不可能与他合作，经常忤逆董卓，被贬至黄巾军活动最盛的北海为相，开始他独立主政一方的时期。

孔融主政北海六年期间，虽然他很想趁此机会做一番大事，但明显缺乏军事才能，连年败仗，弄到不可收拾。先是黄巾军侵暴，出屯都昌，又被管亥所困，幸刘备救援得脱；后又为袁谭所攻，夜奔东山，妻子俱陷，几无立足之地。

军事上虽然一败涂地，孔融却在文化教育上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更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尤其对儒学大师郑玄礼遇有加，尽显儒者本色，政治上忠于汉室，决不背离。孔融曾与徐州太守绦谦谋迎献帝还洛阳，因曹操谋袭徐州而终止。左丞相黄祖劝之，“称有意谋”，必“有所结纳”，被孔融“怒而杀之”。可见孔融对汉室的耿耿忠心。

建安元年（196），“献帝都许，征融为将做大匠”，孔融由是来许昌。这一年他44岁。将做大匠是主管兴修土木工程的官职，但据《献帝春秋》曰“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之邺，拜太尉绍为大将军”，大约孔融也做一些出使应对的事情。不久迁少府。《续百官志》云：“少府二千石，掌中服御诸物、宝货珍善之属”。相当于宫廷或国库综观之类，但他的成就却在“引正定议”，即引经据典裁定各种建议、意见，如他这时期所写《马日 不宜加礼》、《肉刑议》、《崇国防疏》以及谏阻献帝立四时之祭等，这些都是有关国家政策的事情。

在国家尚处于分裂混战之际，惟有军事才是国家的第一要务，而孔融一直没能够进入曹操的军事核心。官渡之战时，倒是见到孔融与荀彧关于战前时局的对话 ，然而孔融却误判形式，避难畏敌，也可见孔融军事上的短视。孔融“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看起来好象非常风光，实际上这只是一群围绕在献帝周围的士人群体，孔融是他们的领袖。他从来没有真正进入以曹操为首的北方政治集团的中心，因而曹操也就不敢于孔融做他的名士领袖。所以孔融初至许昌的八、九年间，尚可与曹操相安无事。

但当曹操“雄诈渐著”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孔融开始反对曹操，曹操也不可能再放纵孔融，相安无事的局面从此打破。从建安九年（204）孔融上书《宜准古王畿制》，直接限制曹操的政治野心开始，孔融就一直同曹操作对。“融所建明，不识时务，又天性气爽，颇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 使得曹操终于下定决心，铲除孔融，瓦解名士集团。建安十三年（208）秋七月，曹操大举南征孙刘的时候，下达了诛杀孔融的命令。秋八月，孔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喋血许昌街头，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终年56岁，妻子儿女同时被诛。

二、孔融之性格

（一）、刚正不阿，傲骨铮铮

孔融身处汉末乱世，朝廷邪恶当道，朝野杀伐纷争，汉室江山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孔融坚守自己心中的理念，忠诚汉室，志在靖难。他的一生，是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斗争的一生。面对种种邪恶势力和强权政治，孔融守正不阿，傲骨铮铮，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体现出为汉室陨首的大无畏精神。

《后汉书•孔融传》：“（融）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官僚之贪浊折，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面对强权的肆虐，孔融毅然揭露宦官的罪恶，毫无畏惧与妥协，表现了孔融为官正直、不畏强权的优良品德。

“后辟司徒掾，拜中军侯，在职三日，迁虎贲中郎将。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转为议郎。”董卓带兵占领京师，随意废立皇帝，实则他本人有篡位之野心。董卓本人凶暴残忍，“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  孔融敢于触犯董卓，正言陈词，是需要勇气的。

“河南尹何进迁为大将军，杨赐谴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这样的表现或许并不可取，却可见其不阿权贵之傲骨。后来孔融反对曹操，不改行辙，坚守理念，亲附汉室，皆是这种守正不阿的性格之体现。

孔融这样的性格特征是深受党人余风浸染。东汉末年士大夫在与宦官斗争中逐渐形成清流集团，以陈蕃、李膺、郭林宗为首领的知识分子群体，面对宦官专权，政治腐败，他们与之做坚决斗争。如朱穆义正词严地职责宦官专权，“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 在精神上他们坚守忠贞的傲然品格，与宦官集团的污浊猥琐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李膺“事不辞难，难不逃刑”， 范滂 “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  清流集团以他们勇敢的斗争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力量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成为东汉末年黑暗社会中一道亮丽的色彩。虽然他们在两次党锢之祸中遭到了残酷的打击，但他们的精神却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孔融深受党人余风浸染，首先表现在他对名士的仰慕。十岁拜访名士领袖李膺，十六岁救党人张俭，这两个例子说明，在孔融还知识少年的时候，就天然与党人惺惺相惜。后来他给张俭撰碑，说俭“禀乾刚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轨，冰洁渊清，介然特立。”这既是对党人的崇高评价，也是孔融自己理想价值的表达。

孔融骨子里浸染党人余风，另一方面表现在于宦官斗争。孔融出仕开始于司徒杨赐府，值汉王朝检举贪官污吏。“融多举中官亲族。”大将军何进拜孔融为侍御史，“与中丞赵舍不同，托病归家。”鄙视宦官，与宦官斗争，是汉末清流集团的重要特征。而孔融出仕的时候，党锢之祸已然平息，清流浊流之争也告一段落。而孔融却似与宦官天然不合，刚出仕便与宦官斗争，而且他主动初级，咄咄逼人，可见孔融受党人余风浸染之深。后来曹操诛杀孔融，张溥评为“党锢余烈”， 确为至评。

（二） 任性豪侠，跌荡疏狂  

孔融的这样的性格也源于汉末清流名士。清赵翼指出“盖其时轻生尚气已成习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而不知其非也。”  东汉士风竟以名行相高，故独行之士辈出。尚名之风本汉代选举制度促成，然士大夫充分发挥其个性，力求在谚语和行为方式上不同，独立标榜，以期引人注目。

孔融被称为汉末鲁国“奇人”。四岁让梨，“由是宗族奇之”；十岁拜访李膺，“众座莫不叹息。”人们认为孔融天资聪颖，在童年时代就尽显礼让、机智和巧辩。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也可以看出孔融从小就有求奇的倾向，这又说孔融天然与汉末清流脾气性情相合。奇特的言语和行为使他在少年时期就赢得大名，但却从此种下他“任性”、“疏狂”的性格因子，以致最后的杀生之祸，也与此不无关系。

孔融的“任性豪侠”，在救杨彪一事上，体现得最明显。杨彪是东汉大儒杨震的曾孙，杨修的父亲，历任东汉中央政府要职。曹操以袁术联姻为由，将他打入囹圄，准备问罪。孔融挺身而出，面谏曹操，“今天下缨緌缙绅，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厅，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  他挺身而出，救人危难，见其豪侠；义之所至，不惜以身相搏，则又见其任性。面对如此“鲁国男子”，曹操也不得不作出让步，释放杨彪。

孔融的狂放姿态，主要还表现在直接对曹操权威的挑战。“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如曹操因粮食短缺，颁布禁酒令，孔融极力反对，“颁书争之，多侮慢之辞。”曹操攻屠邺城，其子曹丕纳袁熙妻甄氏，孔融写信给曹操，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孔融所有反对曹操的言行，多以疏狂的姿态出现。“发辞偏宕，多致乖忤。”终使曹操不能容忍，萌动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