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不但保护孔融，而且还对他给予包容，如建安二年，曹操以杨彪与袁术有联姻，收奏杨彪下狱。孔融闻之，不及朝服，面斥曹操，态度桀骜，出语不逊。曹操没有计较，还释放杨彪。在曹操这种宽容的态度下，孔融得以成为名士领袖，受到广泛拥戴。“每朝会访对，融则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孔融在政治实务上并无建树，名士领袖却当得非常出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曹操的态度分不开的。

孔融此时认为曹操有可能，也有能力辅佐嫌帝，匡复汉室。因此在建安初年一段时间内，孔融多次推荐人才，表现出一定的合作诚意。如上书推荐谢该，荐赵歧，荐郗虑，孔融推荐最力的也是最费周折的是祢衡。“数荐衡于太祖，欲与相见。” 祢衡裸衣击鼓辱曹后，又“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 ，曹操没有怪罪孔融引荐失当，而是对孔融说：“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 曹操不杀祢衡而将只遣送刘表，在某种程度上也照顾了孔融的面子。

孔融在作品中也充分肯定了曹操的功劳，表达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写于建安元年的《六言诗》三首其二：“郭李纷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其三“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祈祈。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又《与王朗书》：“主上宽仁，贵德宥过。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再《论盛孝章书》：“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并将曹操与齐桓公相提并论。孔融上述诗文，出自他内心的真实情感，他对曹操确实寄托了殷切的希望，而事与愿违，随着曹操军事上的不断胜利，他政治本性也逐渐暴露出来。

孔曹二人交往的第三阶段，从建安九年（204）到建安十三年（208），此乃孔曹二人交恶时期，以孔融被杀告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军阀逐渐被消灭，四世三公的袁绍，经过官渡之战一败涂地，曹操在北方的权势没人可比，雄诈之心由隐而显，孔融对曹操寄予的希望和幻想也彻底破灭。于是矛盾产生，情绪外露，“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

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曹丕私纳袁熙妻甄氏。孔融写信给曹操，“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嘲讽曹操不干涉儿子的行为。曹操以司空领翼州牧，有劝曹操恢复古九州，曹操欲从之。孔融上书《请准古王畿制》，奏请“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借用了古《周礼》记载来限制曹操的野心。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孔融又嘲讽之曰：“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曹操因缺乏粮食而颁布禁酒令，孔融又写了两篇《难曹公禁酒书》，畅谈酒对治理国家和安定团结的好处，文章也多“侮慢之辞。”

当整个北中国都掌握在曹操的手中，献帝就成为傀儡，孔融的价值也就不大了，更何况孔融始终没有真正站在曹操的营垒里。随着孔融日益高涨和外露的对抗情绪，曹操的嫌忌也日益加深。特别是建安九年孔融上书《请准古王畿制》，使曹操“疑其所论渐广，益惮之。”孔融的杀身之祸由此埋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义，虑鲠大业。”至此孔融被杀已是早晚的事情了。

曾是孔融好友的御史大夫郗虑，知道曹操已厌弃孔融，孔融将难免一死，他便“以微法奏融免官。”曹操又故意写信（路粹执笔）给孔融，表面上劝孔融和郗虑重新和好，然信末又写道：“又知二君群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耳。”曹操此信偏袒郗虑，而警告孔融是无疑的。既然是劝解两人，却没有看见曹操传书给郗虑。孔融为名士领袖，“座中客恒满”，书中所言“群小”和“浮华交会之徒”，所指的意义十分明显，其时曹操可能已动杀机，目的是消灭孔融，瓦解名士集团，根除隐患，扫清政治障碍。孔融却意识不到已经到来的杀身之祸，在回复曹操的书信中，还就他与郗虑的恩怨，表明心迹。然而这些都不重要，“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枉状奏融。”在这份让所有人“嘉其才而忌其笔” 的奏章里，列举了孔融如下罪状：1.在任北海相时，看到东汉末年国无宁日，就招集徒众，图谋不轨。2.自说是孔子后代，也能有天下，坐江山不一定必须“卯金刀（刘）；3.与孙权使者见面时候，诽谤朝廷。4.不遵守朝廷礼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5.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不拘礼法。诬灭父子母子关系，违反孝道。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终于下令诛杀孔融，结束了孔曹两人的缘劫，也留下了让后世评说的千秋公案。

对于曹孔二人的交恶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性质？曹操为什么非要杀孔融？历来评论颇多，有主政治原因，有主性格原因，有主二者兼重。徐公持是主性格论的代表。他认为孔融桀骜不驯放荡狂诞的性格，使他不容于人，尤其是同权贵实力人物，向来都处于不融洽的状况，弄得到处碰壁，到处摩擦，与曹操也是如此。他在曹操那里经常“发辞偏宕，多致乖忤”，而这些并非每一件都含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如《难曹公禁酒书》，带有很大的谐谑性质，即使那篇尖锐的“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书信，也是比较放肆的调侃而已，很难把它们引申到政治上的反对意思上去。《嘲曹公讨乌桓书》虽涉及重大军事行动，但并非根本上反对的意思，只是说小题大做而已。对于孔融的这些表现，作者认为用性格狂放来解释，更加切合事实一些。

本文认为，孔曹二人交恶的根本原因是在政治，其它都是附属和派生。孔融从儒家正统观念出发，认为曹操应该真诚地对待和辅佐献帝，匡扶汉室，而不应把献帝当傀儡。政治的反对是曹操不能容忍的，为曹操统一北方屡设奇谋的荀彧，因谏阻曹操进九锡，而被曹操逼迫自杀，更无论并无政治才能只会空谈的孔融了。]

孔融虽有桀骜狂诞的性格特征，但他和骂倒一切的祢衡并不完全相同。孔融有他的理想，就是辅佐汉室，安定天下。孔融不容于人，首先往往是这些人对汉室心怀异志，包括董卓，包括袁绍，何进也是腐朽势力的代表。要说不相容，是与孔融的正统政治观念不想容的。孔融和曹操，从建安元年到建安九年，他们的相处可以说是融洽的，孔融对曹操所寄予的希望和寄托的感情是真实的。他们后来的不相容，是因为曹操“雄诈渐著“，与孔融的政治理想发生冲突，那么曹操和董卓，袁绍就没有区别了。可以说并不是孔融处处不容于人，也不是他的性格注定不能与权贵实力人物融洽相处。而是汉末乱世天下，到处都是逆臣贼子，没有一个实力人物肯与孔融一道，为汉室江山尽忠尽力，孔融已身既缺乏定国安邦的才能，汉室江山又无人可以倚重，孔融又能如何？单说孔融不容于人，是不公道的。

至于说孔融反对曹操的具体事件内容，并不包括很强的政治意味，这是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而忽略了问题的实质。政治上的反对并不一定要用政治手段表现，孔融无论拿什么反对曹操，终归是反对，这才是根本。何况曹操手中掌握着绝对的权力，而孔融不过是一个作空谈的儒生，他能拿什么反对曹操？鲁迅说：“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哈地吐他出来。” 孔融也只能如此了。徐文说真正怀有政治图谋的人，倒不一定如此放肆外露，象董承、伏宪、刘备等阴谋图强的人，他们在曹操面前就是不露声色的，态度非常温谨的。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孔融和他们只是反对方式不同，起因却都是一样的，即政治上放对曹操。

（三） 孔融和祢衡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今山东德州）。生于灵帝熹平元年（173年），卒于献帝建安三年（198），他一生虽然只活了26岁，但在历史上颇为知名。

祢衡“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 兴平年间，他避难荆州，建安初年，由荆州来到许昌。到许昌后，惟有与孔融、杨修为善，常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 孔融爱其才，与交友，并向天子上疏推荐，又“数称述于曹操。” 后因祢衡拒绝曹操召见，又“数有恣言”， 被罚做鼓史。祢衡当众裸衣击鼓，以此来羞辱曹操。曹操终于不能容忍，将其遣送荆州刘表。祢衡有对刘表侮慢，被转送到江夏太守黄祖。后又触怒谩骂黄祖，被黄祖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