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台湾的法律机关犯了法。台湾的法律机关没有根据法律禁止违法分子竞选“总统”，没有追究民进党以及陈水扁的分裂国土的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也是监守自盗、知法犯法、执法犯法。

上述四种违法行为，完全是根据台湾的现行法律作出的判断。因此，台湾是一个有法不依的非法治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政权妄谈民主、妄谈法治，实在是自欺欺人。至于以民主法治为借口，阻碍祖国统一者，更是居心叵测，以私害公。 

2、“台独”对民族复兴的背叛 

台湾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是民族复兴，而国家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必然使命之一。如果否定这一点，台湾政权就立即自己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否定。只要台湾政权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国家统一立场，“台独”势力就是对台湾政权的背叛。同时，台湾政权对“台独”势力的纵容，已经是对自身使命的背叛。

那么，在合法性角度看，台湾政权是否可以否定国家统一立场呢？绝对不行。为什么？不仅因为两岸分裂是一个国家的两条路向之争的产物，更因为统一国家是民族复兴的必须使命。如果台湾政权放弃国家统一立场，不仅仅是对自身使命的背叛，更是对民族复兴大业的背叛，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如果背叛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必须对之进行惩罚。台湾何去何从，绝对不是所谓的台湾人（指在台湾政权的统治下的人）所能决定的，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决定的。

台湾何去何从，只有一种可能：统一。 

三、民族复兴是国家统一的合法性基础 

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最高使命。与历朝历代的中兴相比，民族复兴直接应对、挽救由于外国的入侵引起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危机。民族危机表现军事上被侵略、领土上被分裂、经济上被剥削、[⑧]政治上被压迫、文化上被同化的危机状态。民族复兴就是要摆脱这些危机状态。

虽然两岸分裂直接是两种路向之争的后果，但是，之所以要寻找新路向，却是因为外国入侵引发了民族危机。回溯历史，两岸分裂正是民族衰微、无法有力反击列强入侵的表现。没有外国侵略，就没有今天的两岸分裂。

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使命，并且是远未完成的使命。国家统一蕴涵于民族复兴大旗之下的具体使命之中，民族复兴是国家统一的终极合法性基础。民族复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天命，是没有根据的，它自身就是一切的根据和基础。民族复兴，就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之法，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国家的一切努力，都必须接受民族复兴使命的合法性检验，都必须指向民族复兴，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在抗日战争中，本来相互视为仇寇的国共两党，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放弃放弃党派之争，就是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各种具体的斗争都是次要的。

在民族复兴使命下，一切政治主张都必须接受民族复兴的合法性检验，一切政治主张都必须为了实现民族复兴才可能具有政治合法性。无论过去的国共路向之争，[⑨]还是今天台湾政权以及“台独”势力的政治主张，大陆的“民主精英”的政治主张，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以及中央政府的政治主张是否合法，都必须接受民族复兴的合法性检验。若有人借口所谓的民主、自由等等政治主张，阻碍国家统一，那么，这种民主、自由就是不合法的，就沦丧为分裂国家的工具。[⑩]无论以什么政治主张为借口，企图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复兴，都必须坚决反对。

在民族复兴使命下，两岸应该统一就具有了至上合法性。两岸关系中的问题不是应不应该统一，而是如何统一。如何统一呢？在今天，中央政府希望通过两岸的共同努力，和平统一，尽量不要采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化干戈为玉帛。中央政府决不希望中国人打中国人。两岸应该为了民族大义，放弃特殊利益，完成国家统一，同心同德，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天，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条件在今天已经完全具备了[11]——

大陆不再纠缠于政治制度这些实现民族复兴的方式或者路向上。各种方式都有自身的优劣，可以互补，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可以说，和而不同就是解决两岸统一的基本精神和策略。其实，自从1978年以来，大陆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有助于民族复兴，不同生产方式已经和而不同，并在政治上积极推进民主法治的建设。大陆以自己的路向努力推进民族复兴，中央政府并不想改变台湾的政治状态。台湾政权的《国家安全法》说：“人民集会、结社，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今天，中央政府根本不要求台湾走共产主义路向，所以，台湾不主张共产主义已经根本不会构成两岸统一的政治障碍了。反过来，台湾政权凭什么要求中央政府改变大陆的政治状态呢？因此，两岸的根本分歧就应该消失——如果不囿于一党一己之私的话。所以，任何借口政治上的差异来阻碍国家统一的理由都毫无根据，其相应的阻碍行为也是非法的。

以谁为领导力量推进国家统一？在今天，这个力量当之无愧地是中央政府。反独促统，不仅是中央政府赋予自身的使命，更是中华民族赋予它的使命——中央政府是受命。同时，只有中央政府主动接受反独促统的使命，它才有资格成为中央政府，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

反独促统天理昭昭，其应然性、必要性和必然性，与具体党派、政府无关，与之有关的是，它必须竭力采取措施，回答“如何统一”的问题，使国家统一成为实然。如果某届政府在实际上推进了统一进程，在政治上就是它证明和加强自身合法性的标志，也是证明它具有并加强它的坚强意志和高超执政能力的标志。反之，如果某届政府放弃、背离了反独促统的使命，它就是对民族复兴使命的背叛，它就丧失了作为中央政府的资格，最终会被中华民族抛弃。 

四、大一统：国家统一的王道合法性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屡遭分裂之患，反分促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诉求。中华民族也形成了一套反分促统的思想。在历史上，道学的大一统思想为反分促统提供合法性基础。

“大一统”之“大”不是大小之大（形容词），而是尊大之大（动词），即推崇的意思。“一统”不是今天的整齐划一意义的统一，“一”是元，指道；“统”是始，有统率之意；“一统”就是元始。“大一统”是指推崇王道，而不是指行政或者政令的整齐划一。[12]

大一统思想正是形成于董仲舒，但其渊源早在董仲舒之前。周代及其以前的封建制度就是大一统的具体实现。“封国土，建诸侯”，是由以天子为代表的中央的分封，它本身就是中央的统一行动，是王道大一统的展开。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则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也是大一统思想的渊源之一。董仲舒阐释了大一统思想，是要为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建立一个的形上根据，并从这个根据出发建立一个普天之下的公共交往平台，各种具体的思想、风俗、政治建构等等，都可以在此平台之上和而不同。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公共交往平台，否则就会导致四分五裂。建立一个基本平台的构想和举动就是大一统，而公共交往平台则是大一统的产物。基本的公共交往平台在理论上并不蕴涵，在事实上也不需要行政或者政令的整齐划一。在封建制中，诸侯国共尊一个中央（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周王室），并不意味着中央要统一具体的政令，诸侯国完全可以在基本平台上各行其政。[13]

在大一统思想下，如何看待两岸关系呢？答曰：中央政府与台湾政权是正统与偏安的关系。两岸关系与历史上的宋朝与南唐、清朝与南明的关系是一样的。在己丑年（西元1949年）以前，中共政权就不是正统，国民党政权亦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