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今天我们也主要强调经济、军事、和政治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轻视了文化的自力更生。

[21] 关于中国人日益丧失自己理解自己和世界的能力（自我观之），总是依傍西方文化来理解自己和世界（自他观之），不能自己理解自己和世界（自我观之），并形成“中A是西B”的言说方式，参见邓曦泽：《自我观之与自他观之——“中国哲学”言说方式之反思》，载中国儒学网：%20xifangzhexue/ziwo%20zita.htm。

[22] 这决不意味着排外主义。相反，我们应该海纳百川。这里谈文化复兴，意思是说，我们只有能够自己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才能理解外国文化。而对于理论的“国际化”陷阱，则是针对具体问题而言的，不能一概而论。

[23] 我这里不是虚拟敌人，捕风捉影。我就发现有一些学者套用国际法来解释两岸统一的合法性，这是极其愚蠢的。或许采用某些国际法为统一作证对我们有利，但是，别人同样可以采用国际法（甚者就采用我们采用的国际法）来攻击我们。

[24] 有人认为美国只是反共。反共只是美国的一个方面。即使中国不是共产党执政，美国同样要反中国。只要他国可能挑战它的霸权，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就决定了它一定要遏制他国。最明显不过的例证是，今天，俄罗斯已经不是共产党执政了，美国依然要遏制俄罗斯，侵蚀俄罗斯的利益。

[25] 为了理解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我们可以看看西方的帝国主义文化。西方人常常爱标榜西方之所以强大，是得益于它们的文化，尤其是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那么，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是否也有其文化渊源呢？有的。希腊就具有帝国主义本质。了解了希腊的帝国主义本质，我们就可以明白，西方人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烈的侵略本性。且看西方人是如何描述希腊人的帝国主义理论的。“雅典人的罪责在他们对别国谴责的反应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他们辩论说，他们之所以建立和扩张自己的帝国，首先是为担心、其次是为荣誉，最后是为利益所迫——他们后来一概称之为“最伟大的事业”的所迫。但是，如果行为的动因不仅出于担心，而且还为了荣誉和利益，那么这样的行为能说是被迫的，并以此为借口吗？如此说来，岂不做任何事情都是合理的？可见，雅典人以这种方式为自己所做的辩护确实算不上辩护，因为它攻击的恰恰是所有那些指控的前提：存在故意的罪错。雅典人继续争辩说，就屈服于帝国的诱惑而论，他们并非第一家，但帝国总是通过强者征服弱者而建立起来的，有机会凭力量获取某种东西的人从不被有关正义的说教所劝阻。这些雅典人似乎相信，他们令人震惊的强硬争辩会吓倒斯巴达人，因为只有强邦才敢如此说话，而且他们相信因此便能组织斯巴达发动战争……他们声称，除非是两个平等国家的相互竞争，否则正义就是不屑一顾的东西……（雅典人说——引者补充）另一方面根据人的永恒的天性，我们认为谁有力量谁就应该统治。这一法则不是我们规定的，也不是我们首先运用的，但我们承认它的存在，并愿它永远存在。况且，我们之所以运用它，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们同我们一样强大，你们也会运用它。……斯巴达人对外关系的宗旨是：有利的就是正义的（以及令人满意的就是高尚的）”（参见[美]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第一章第7页下的“雅典人的帝国主义论调”、“正义的无能”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如果承认西方人自己标榜的文化与经济繁荣、政治强大的因果关系，那么，完全可以说，美国人完全得了希腊帝国主义的真传，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美国比希腊人更虚伪，借助维护正义的道貌岸然的面孔，从事扩张自己的霸权利益的勾当。有种观点认为，美国干涉两岸关系以及干涉中国等国家的内政的行为是为了维护正义，这种观点不是愚蠢就是幼稚，或者兼之。

[26] 我们今天也是认同大清王朝的正统地位的。

[27] 富国强兵，只是指国家应该具有实力。至于这种实力的价值倾向性如何，则是另一个问题。国家强大，可能成为为善的力量，可能成为侵略他国的为恶的力量，也可能仅仅成为明哲保身的力量。对于中国目前来说，国家强大，首先在于自保。没有强大，一切都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