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决策过程中，毛泽东为首的开国元勋对敌我各自的多方面特征、双方就不同领域而言的不同力量对比以及在总的战争意志和能力方面能够承受的压力限度，都做了足够具体、周到和严谨的估计，这同惊人的政治胆魄一样，是做出出兵朝鲜这一正确决定的根本条件。然而现在可以认为，不管出于哪些原因，他们在此决策过程中多少忽略了一项必需，那就是事先高度自觉地确立具体和坚定的战争目的，以致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取得辉煌胜利而来的兴奋和冲动中，毛泽东贸然立意要彻底摧垮“联合国军”，迅速替金日成统一全朝鲜。由此而来的是几场后续战役的严重失利，甚或连同停战谈判最佳时机和最佳实力地位的误失(在一定意义上，这同美国方面几个月前犯的大错相仿：麦克阿瑟仁川登陆大胜引起的兴奋和狂傲，决定性地促使美国决策者弃置原已确立但不坚定的战争目的——恢复半岛战前原状，改而欲用武力迅即统一全朝鲜，其结果是中国参战及其给美国带来可谓灾难性的后果)。当然，在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远为多见的是这方面高度成功的史例，其胜利无不同事先确立有限、合理、具体、明确的政治目的密切相关，并且无不取决于始终以此统帅作战行动。
如前所述，就对台军事打击而言，这样的政治目的可以有两类：一是制止分裂，进而为最终和平统一创造重要条件；二是一举用武力实现统一。究竟其中哪一类目的比较恰当，则同样如前所说取决于哪一类较契合中国各项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间的价值排列，较相称于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可得和可用的能力，并且较能够导致尽量有利的收益对代价之比。显然，要作出这些判断，就需讨论本文要谈的其他问题。不过，在此可以预先说明，至少在目前可较明确预见的形势下，前一类目的代表着明智、慎重的政治选择。


对台大规模军事打击引发中美冷战的可能性

大多数观察家都饶有理由地认为，对台实际军事打击几乎肯定会引起美国军事干涉。不过，这干涉的具体方式、规模、力度和持续时间，都有各种可能性，到头来实际如何将由多项因素及其复杂的互相作用而定。其中，中美关系届时的总体状况，美国国内的对华舆论，大陆对台军事打击的规模、力度、具体政治目的和“门槛”高低，大概是特别重要的三组因素，而其中最后一组尤为关键。但是，这组因素的作用不大会像乍一想来的那么简单，即旨在一举实现统一的最大规模和最猛烈的军事打击会引起最严重的美国军事干涉。相反，在此种场合，美国不仅如同在所有其他一般可想象的情况下那样很少有可能大规模参战，而且多半会在中国最强烈的统一决心和搏斗意志面前，将其军事干涉限制在足以造成美军稍多伤亡的水平之下。至于美国军事干涉的成效问题，则可以认为除非出现那种很少有可能的美国大规模全面参战，中国是可以承受军事上的代价来对付或战胜的，因为中国能够集中自己作为东亚大国的战争关注和军事主力于台海地区，而美国在绝大多数可想象的场合缺乏做到这一点的意愿和决心。此外，还可以考虑到例如美国“中程协议”试探透露出来的一种可能性，即台湾当局因悍然正式实行“台独”而遭到大陆军事打击时，美国也许不会进行(或不会认真进行)军事干涉。


实际上最值得担忧的，大概是旨在一举实现统一的全面进攻(甚至可以说彻底的军事胜利)很可能引起的一种国际政治后果，亦即虽然美国既无意志亦无能力阻止中国完全统一，但如此完成统一的方式刺激起异常激烈和广泛的美国国内反华舆论，并导致单极欲望和对华偏见根深蒂固的一大批对外政策权势“精英”将中国确定为美国利益和理想的巨大实在威胁，同时病态般地对中国“挑战”美国面子长久怀恨在心。在这些情况下，将长时间的冷战对抗强加于中国，是可以预言的美国的反应。假如对台全面进攻是在台湾当局悍然正式实行“台独”之前发动，则美国对华冷战的可能性还会显著增大。这方面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美苏冷战起源的史实：美国当年虽然无力强行阻止苏联控制东欧，更无力取消苏联在那里渐趋全面的实际统治，但由此引发的权势和面子失落感连同对苏敌视和过头恐惧，决定性地促成了对苏冷战。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争后中国、古巴、伊朗等国的历史也先后表明，霸权主义的美国对它难以容忍却又无能逆转的重大政治变更，大都会报以长时间的冷战对抗政策。在美苏冷战结束后的当今时期，这种情况也不会有多大改变。
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假如这一预计应验，中国的安全和迅速走向富强的前景会遭受怎样的损害?虽然相当准确的回答取决于估量有关中美两国和世界政治的多种中长期性质并注定会变动的因素，因而眼下是做不到的，但只要肯定多数观察家都会同意的三项前提，就可以断言那将是中国遭遇可想象的差不多最恶劣的未来国际环境。这三项前提是：(1)基于美国在苏联解体后空前显赫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影响优势，连同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急剧拉前了的高技术领先地位[8]，它在今后至少半个世纪里仍将是世界头号强国；(2)这一首强地位同更长时间内仍会大致维系甚至有所扩大的西方发达国家“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9]结合在一起，将作为主要的决定因素使得很长时期内少有可能出现一个足够团结、足够持久、也足够有力的国际反霸制衡阵线，特别是军事意义上的；(3)中国虽然就经济军事实力、体制机能和国际政治经验而言20余年来已有了非常巨大的进步或改善，且又具备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基础规模条件[10]，但很大部分国情决定了上述三方面都真正任重道远，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一个发展中的、不够成熟的大国，而非发达强国。在所有这些可预见的情况下，美国对华冷战必将迫使我们将远为过多的资源和注意力用在军事、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付美国及其盟国的实在和潜在威胁，剥夺我们本可有的很大部分经济、政治外向发展机会，甚至有可能使我们不敌冷战压力和冷战氛围的一种异化效应，将某些本应改革的体制缺陷当作为抗衡美国所必需的。如此，中国即使在21世纪仍可维持国家安全并实现国民基本富裕，也无法成为理应成为的世界强国。


为完成并巩固祖国统一长久奋斗的思想准备

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必是新生的、因而有欠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其中，大多数存在着虽然程度不等、但往往相当严重的国内各不同部族、民族、地域或宗教群体问题间凝聚不足甚或尖锐对立的问题，或者说它们作为法理意义上的统一国家还未充分成为社会甚至即使政治意义上完全统一的现代民族[11]。因此，实现自身作为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充分巩固和成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新世纪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中国在新世纪的一大目标。仅需考虑到台湾问题和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就不能认为这后半句话是过分的。就台湾问题来说，统一大业完成之后，还有一个在复杂的、多有敌对势力存在的岛内外环境中，为巩固统一而长期努力的过程。由于这一点显然毫无疑义，因而本节的讨论将侧重于完成统一的可能的中长期问题。


江泽民主席为首的中国政府已严正宣告：台湾问题决不能久拖不决。这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之外关于台湾问题的最重要原则立场，是中国人民统一决心的有力表达，也是对“台独”逆流的强大政治威慑。从这一条原则出发，可能有三类解决方式：(1)在“台独”危险迫在眉睫或台湾当局坚持“久拖待分”的情况下，一举用武力实现统一；(2)以次规模的有限军事打击制止严重的分裂动向或“久拖待分”图谋，并迫使台湾当局依据“一个中国”原则从事认真的和平统一谈判；(3)施加军事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