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湾的几项必须正视的大战略问题(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和军事压力，并以较现在更大的政治和外交努力相配合，达到同次规模有限军事打击所追求的同样的目的。如前所述，特别由于很可能引发美国对华冷战，第一类解决方式的中长期代价实在太高，因而不能采取。再进一步分析比较后两类，可以说论代价，其中前一类大概会高得多，尤其会引起一些肯定不利、但目前难以具体把握的重大变数，包括激使台湾当局“急独”和引起美国规模可观的武装干涉等项可能性，但论效果它或许会来得较快较好。
显然，选择应当是在第二和第三类解决方式范围内。它们都不会使我们付出非常巨大、不应经受的历史性代价，但也都需要进行多年的政治、军事、外交努力。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往后的历史上，关于(或涉及)国家统一的政治谈判要取得成功(哪怕是重大的阶段性成功)，大多经年累月。谈判不等于解决问题，但只要是较认真的，即使旷日持久也有别于久拖不决；只要能取得最后成功，与它相伴的和平或大致和平一般总是利大弊小。当然，在台湾问题上以中国统一为根本原则的谈判要得以认真开始，肯定要经过比谈判期间的斗争更激烈、更严重的较量。类似于克劳塞维茨所强调，战争中很难或无法预测的突发偶发事态和失误，构成影响战争进程甚至结果的一大类要素[12]，次规模有限军事打击或非实战的军事压力，能否迫使台湾当局真正放弃“台独”图谋、认真谈判实现统一，可以说远无绝对把握。
如果要寻求非常可靠的成功途径，并且将代价限制在就中国广泛、长远和紧要的国家利益而言合乎情理的限度内，就需要真正将台湾问题当作中国内外基本任务的一部分来看待，并且有放眼中国远大未来的视角。应当说，台湾问题如何解决，将影响中国的全局发展，但同时更应当说，中国的全局发展将决定台湾问题的最终结局。如果持之以恒地将经济及军事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努力不断改善中国总的国际处境，特别是尽我们一方所能争取成中美关系的长期良好状况，统一大业的完全实现(而且很可能是以最小的代价)就有了绝大部分保障。为此，发展改革、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因为这不仅大大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进步，而且20余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西方和台岛内产生的良好舆论效应提示，这将有力地、甚至决定性地改善那里的对华和对大陆舆论，由此使中国统一大业获得一项赖以完全成功的重要政治条件[13]。从这些意义上说，统一的最终完成，将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副产品，时间不在李登辉之流一边。
大战略的全局观念
本文表述的全部思考，不管可能有何缺陷，都自觉地基于大战略的全局观念，或者说都在本质上涉及台湾问题在中国总体和长远利益的框架内所占的位置。首创大战略概念的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将这概念定义为最高层次的战略，其功用在于指导和调节一国(或连同其盟国)所有的军事、经济、政治、外交和精神资源，以达到其基本政策规定的战争之政治目标[14]。哈特的学生、杰出的战略史家保罗·肯尼迪等新一代大战略研究者进一步确定，大战略概念不仅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平时，只要一国有其根本的政治目标，就应当有为之服务的大战略，而其根本的准则在于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平衡[15]。实际上，这样的大战略准则还应当加上另外两项必不可少的内容：(1)旨在达到根本政治目标的每一行动阶段上的政治目的，严格从属于这根本目标；(2)行动的综合效益与综合代价之间，有尽可能大的正比关系。从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出发，不仅会意识到本文着重讨论的那三个问题，并就此提出能体现大战略观念及其根本准则的估计或主张，而且还必须涉及一个大凡明白历史责任的人士都不会全然规避的大问题：在当今和未来长时期里中国诸项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中间，台湾问题具有怎样的利益等级?历史反复表明，在政治实践中区分至关紧要的和并非如此的国家利益有时并不容易，但与之相比，在各项至关紧要的利益中间确定价值等级(或曰轻重缓急次序)更要困难得多。不过，前面的讨论实际上已经给出了一个起码的回答：中国基本的自主、安全、完整和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景最为重要，而台湾问题并不是最顶级的和压倒一切的。这样的价值等级排列，限制了为尽早实现两岸统一而在中国其他根本利益方面能付出的代价。
最后，还有一个较小的、本文还不能给出确定回答的问题。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对于中国的实在和潜在威胁并不只来自台湾问题。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美日与美韩军事同盟、日本成为外向性政治——军事强国、朝鲜半岛发生大动乱大冲突的可能性、南海问题的存在及其可能的恶化趋势、印度对华潜在威胁和新的印巴战争的危险、中亚极端宗教势力之严重渗入中国西北边疆等——所有这些处于周边的实有和可有事态都象台湾分裂倾向一样，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正在、或将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的安全和富强，分散中国的资源和战略关注，并会给我们造成一旦数难并发就很不容易应付的战略困境。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寻找统盘的缓解或解决的办法，而不总是一一予以对付?这种统盘缓解或解决办法可能在于东亚(或除去西亚的亚洲——太平洋)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其必要属性之一应是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强国在其中参与发挥主导作用。倘若创立起这一体系并使之逐渐发育，便很可能导致或助成上述各种实在或潜在威胁渐趋淡化甚或消退，并为重大国际争端提供有利于中国安全和区域共同安全的和平处理机制。不过，中国将为这个体系的创立和运行付出代价，主要在于对台动武的自由要受到影响。这一代价是否合算，是一个可以考虑(不但从法理角度也从现实政治角度考虑)的问题。
注释：
[1][3]时殷弘：“争取以最小代价完成统一”，《环球时报》1999年11月12日，第5版。
[2][13]时殷弘：“困难与选择：对台湾问题的思考”，北京：《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第1～4页。
[4]Peter Paret, Glausewitz, in idem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86～216.
[5]Ibid., p.199; Raymond Aron, Glausewitz: Philosopher of Wa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85), p.57.
[6]David R. Mapel, Realism and the Ethics of War and peace, in Terry Nardin ed., The Ethics and War and Peace: Religious and Secular Perspec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6.
[7]Aron, Clausewitz: Philosopher of War, pp.62～64.
[8]经济、技术(尤其是技术)领域的这类事态，可能证明比苏联解体有更重大的世界历史影响。
[9]Karl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10]时殷弘、石斌：“美国与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北京：《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期，第5～6页。
[11]K.J. Holsti, The state, War, and the State of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teven R. David, “Why the Third World Still 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17, no.3(Winter 1992/93),
pp.131～134.
[12]Paret, Clausewitz, pp.202～203.
[14]B.H. Liddell Hart, Strategy,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967), pp.335～336.
[15]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esp. pp.1～7.
显然，选择应当是在第二和第三类解决方式范围内。它们都不会使我们付出非常巨大、不应经受的历史性代价，但也都需要进行多年的政治、军事、外交努力。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往后的历史上，关于(或涉及)国家统一的政治谈判要取得成功(哪怕是重大的阶段性成功)，大多经年累月。谈判不等于解决问题，但只要是较认真的，即使旷日持久也有别于久拖不决；只要能取得最后成功，与它相伴的和平或大致和平一般总是利大弊小。当然，在台湾问题上以中国统一为根本原则的谈判要得以认真开始，肯定要经过比谈判期间的斗争更激烈、更严重的较量。类似于克劳塞维茨所强调，战争中很难或无法预测的突发偶发事态和失误，构成影响战争进程甚至结果的一大类要素[12]，次规模有限军事打击或非实战的军事压力，能否迫使台湾当局真正放弃“台独”图谋、认真谈判实现统一，可以说远无绝对把握。
如果要寻求非常可靠的成功途径，并且将代价限制在就中国广泛、长远和紧要的国家利益而言合乎情理的限度内，就需要真正将台湾问题当作中国内外基本任务的一部分来看待，并且有放眼中国远大未来的视角。应当说，台湾问题如何解决，将影响中国的全局发展，但同时更应当说，中国的全局发展将决定台湾问题的最终结局。如果持之以恒地将经济及军事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努力不断改善中国总的国际处境，特别是尽我们一方所能争取成中美关系的长期良好状况，统一大业的完全实现(而且很可能是以最小的代价)就有了绝大部分保障。为此，发展改革、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因为这不仅大大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进步，而且20余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西方和台岛内产生的良好舆论效应提示，这将有力地、甚至决定性地改善那里的对华和对大陆舆论，由此使中国统一大业获得一项赖以完全成功的重要政治条件[13]。从这些意义上说，统一的最终完成，将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副产品，时间不在李登辉之流一边。
大战略的全局观念
本文表述的全部思考，不管可能有何缺陷，都自觉地基于大战略的全局观念，或者说都在本质上涉及台湾问题在中国总体和长远利益的框架内所占的位置。首创大战略概念的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将这概念定义为最高层次的战略，其功用在于指导和调节一国(或连同其盟国)所有的军事、经济、政治、外交和精神资源，以达到其基本政策规定的战争之政治目标[14]。哈特的学生、杰出的战略史家保罗·肯尼迪等新一代大战略研究者进一步确定，大战略概念不仅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平时，只要一国有其根本的政治目标，就应当有为之服务的大战略，而其根本的准则在于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平衡[15]。实际上，这样的大战略准则还应当加上另外两项必不可少的内容：(1)旨在达到根本政治目标的每一行动阶段上的政治目的，严格从属于这根本目标；(2)行动的综合效益与综合代价之间，有尽可能大的正比关系。从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出发，不仅会意识到本文着重讨论的那三个问题，并就此提出能体现大战略观念及其根本准则的估计或主张，而且还必须涉及一个大凡明白历史责任的人士都不会全然规避的大问题：在当今和未来长时期里中国诸项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中间，台湾问题具有怎样的利益等级?历史反复表明，在政治实践中区分至关紧要的和并非如此的国家利益有时并不容易，但与之相比，在各项至关紧要的利益中间确定价值等级(或曰轻重缓急次序)更要困难得多。不过，前面的讨论实际上已经给出了一个起码的回答：中国基本的自主、安全、完整和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景最为重要，而台湾问题并不是最顶级的和压倒一切的。这样的价值等级排列，限制了为尽早实现两岸统一而在中国其他根本利益方面能付出的代价。
最后，还有一个较小的、本文还不能给出确定回答的问题。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对于中国的实在和潜在威胁并不只来自台湾问题。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美日与美韩军事同盟、日本成为外向性政治——军事强国、朝鲜半岛发生大动乱大冲突的可能性、南海问题的存在及其可能的恶化趋势、印度对华潜在威胁和新的印巴战争的危险、中亚极端宗教势力之严重渗入中国西北边疆等——所有这些处于周边的实有和可有事态都象台湾分裂倾向一样，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正在、或将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的安全和富强，分散中国的资源和战略关注，并会给我们造成一旦数难并发就很不容易应付的战略困境。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寻找统盘的缓解或解决的办法，而不总是一一予以对付?这种统盘缓解或解决办法可能在于东亚(或除去西亚的亚洲——太平洋)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其必要属性之一应是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强国在其中参与发挥主导作用。倘若创立起这一体系并使之逐渐发育，便很可能导致或助成上述各种实在或潜在威胁渐趋淡化甚或消退，并为重大国际争端提供有利于中国安全和区域共同安全的和平处理机制。不过，中国将为这个体系的创立和运行付出代价，主要在于对台动武的自由要受到影响。这一代价是否合算，是一个可以考虑(不但从法理角度也从现实政治角度考虑)的问题。
注释：
[1][3]时殷弘：“争取以最小代价完成统一”，《环球时报》1999年11月12日，第5版。
[2][13]时殷弘：“困难与选择：对台湾问题的思考”，北京：《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第1～4页。
[4]Peter Paret, Glausewitz, in idem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86～216.
[5]Ibid., p.199; Raymond Aron, Glausewitz: Philosopher of Wa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85), p.57.
[6]David R. Mapel, Realism and the Ethics of War and peace, in Terry Nardin ed., The Ethics and War and Peace: Religious and Secular Perspec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6.
[7]Aron, Clausewitz: Philosopher of War, pp.62～64.
[8]经济、技术(尤其是技术)领域的这类事态，可能证明比苏联解体有更重大的世界历史影响。
[9]Karl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10]时殷弘、石斌：“美国与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北京：《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期，第5～6页。
[11]K.J. Holsti, The state, War, and the State of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teven R. David, “Why the Third World Still 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17, no.3(Winter 1992/93),
pp.131～134.
[12]Paret, Clausewitz, pp.202～203.
[14]B.H. Liddell Hart, Strategy,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967), pp.335～336.
[15]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esp. pp.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