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以来美中关系的发展

    2001年的“911事件”与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所关心的主要是美国如何对付恐怖主义以及维持世界和平的立场，但就台海两岸关系而言，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这两个事件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有了改变，而影响所及，则是两岸政治谈判可能受到冲击。

    “911事件”后，出现了3个关于中美关系的假设：第一，由于对抗恐怖主义需要中共的配合与支持，所以美国布什政府也许要重新考量它对中国的态度与立场。而美国在“911事件”后与伊朗关系的改善似乎说明了这样的倾向。第二，反恐运动在美国民意已形成主流，也逐渐取代原先在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威胁论”[1]。“中国威胁论”开始褪色，中共似乎不再是美国目前所假拟的竞争者或是敌人。第三，在需要中共支持，又在“中国威胁论”逐渐褪色之际，若中共提出希望美国能说服台湾与北京进行谈判的建议时，美国很可能会改变其长期倾向台湾的立场。

    这样的假设起初并未得到美国很多智库学者的认同[2]，但稍后有些中美关系发展的迹象似乎在某种情况下证实这些假设。首先，布什总统选择于2002年2月21日访问北京，这一天刚好是尼克森当初准备前往中国去签署上海公报的30周年。而更令人瞩目的是，布什不久之前即2001年10月才去过上海参加APEC的高峰会。布什的上海之行距“911事件”才不过一个月而已，他能在美国内部如此纷乱之时前往，正说明了布什对北京领导人表达善意的地方。接着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于2002年10月25日回访，布什总统则在德州私宅宴请江等一行固是显示双方关系融洽一面，但在江泽民任内最后一次美国官方访问，布什当着其面说出他“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更是给足江的面子[3]。稍后，布江两人又在墨西哥举行的APEC高峰会晤面，在短短一年之内，中美两国元首共计有4次会面，也很难不以“亲密关系”来形容双方关系的发展。

    其次，“911事件”之后，美国在美中台三角关系上开始向北京倾斜的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James Kelly)在2001年12月19日提醒台北说，WTO不是一个适合两岸对话的场所[4]。而这个说法刚好顶撞台北原先希望能利用WTO解决贸易争端机制来达到两岸官方进行政治谈判的企图。

     再次，台北民进党政府在2000年5月执政之后，一再强调在两岸之间没有所谓的“92共识”，期求在拒绝“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之下，不与北京进行政治谈判。美国国务院一位资深官员则在2001年12月19日表达了一项与台北完全迥异的立场，当他与台湾派遣在华府采访的记者晤面时说，1992年的“92共识”应该是存在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稍后1993年的“辜汪会谈”的举行[5]。这位资深官员的谈话显然是美国对台北僵硬抗拒两岸对话或谈判立场的反弹，这也显示了美国对两岸迟迟未能进行对话的不耐。

    第四，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开始注意到要寻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支持它的立场。美国原先描述它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的复杂，既不是布什在竞选时所说中国是个“竞争者”，也不是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之前所谓的“战略夥伴”[6]；同时国务卿鲍尔(Colin Powell)也只说美国是在重建积极与中共交往的政策，而且他认为这是布什总统2002年2月正式访问北京时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基础[7]。但是等到次年（2003年）7月22日在接受《华盛顿时报》访问时，鲍尔却描述中美之间在布什主导之下形成过去数十年来难得一见“最好的关系”，在2001年4月海南岛上空撞机事件之后，这种描述当更为珍贵[8]。北京方面包括像胡锦涛如此高层的领导人也同样表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友好[9]。”

    第五，布什总统在2003年12月8日会晤来访的中共总理温家宝之后，曾就当时台湾提出的“公投制宪”问题，表达出美国对台政策长期以来一向温和与支持态度的改变。布什总统说：“任何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若有单方面企图改变台湾现状的倾向，美国将予以反对[10]。”这项被视为美国对台湾友好立场有重大修正与改变的谈话，被美国多数主流媒体视为是美中台三角关系向北京倾斜的证据。

    当情势似乎对中国有利时，北京三番两次向台北提出两岸谈判或对话的要求。而台北的迟疑答复也为自己加重了肩上的压力。中共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复谈呼吁是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希望台北能尽速就终止两岸敌对状态的协议、台湾政治定位的界定以及台北如何参与国际社会在经济与文化层面的机构问题进行协商。在“十六大”召开之前，时任中共副总理的钱其琛也于2002年1月24日宣告北京将不会拒绝民进党员访问大陆，释出相当善意[11]。看起来这个两岸复谈中最大一个障碍即将移开，陈水扁也表达了对钱的谈话欢迎之意[12]。不但如此，陈甚至在2003年8月13日建议尽快开放两岸直航，而且在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展开谈判[13]。美国显然对此种情势的发展深表欢迎，而且也正面响应，但是仍然坚持不扮演调停角色[14]。

    上述情势的发展当然值得再进一步探讨。譬如说，这些发展到底是否对中国有利，究竟北京在与美国谈到“台湾问题”时是否握有更多的筹码，或者说美国依然在原来的位置上，当执行两岸政策时维持其不介入也不偏倚的立场。如果美国的政策不变，什么样的美中台三角关系改变才可能使两岸走上谈判桌？本文在涉及上述问题时，还准备分析，一旦两岸进行政治性谈判，美国到底可能会扮演什么角色。

二、美国对两岸政策的立场

    从柯林顿到布什政府，美国一再清楚地重申其官方立场：美国不会以调停的角色介入中共与台湾之间的谈判[15]。然而另一方面，若观察美中台三边关系与准确地评估，有道“基准”必须把握：那就是台湾总统大选前美国已经表达了两岸政策不变的基调，这项政策不会因为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有所改变；但大选之后陈水扁的连任还是可能构成对两岸关系现状的冲击，因此美国的考量多少会影响到其政策层面。

    这里所说的美国的两岸政策之基调包括下列内容：美国的中国政策基于美国的3项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美国鼓励两岸恢复对话；美国希望两岸的争议循和平的途径解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此外，因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且根据3个联合公报（1972年上海公报、1979年建交公报、1982年8月的联合公报），美国承认（recognized）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至于什么是一个中国政策的真实内涵，美国自从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载明“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均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之后，从未在细节上予以说明。

    若要理解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前美国总统柯林顿的“三不政策”或可提供若干背景。1998年他访问上海时曾指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个台湾、一个中国”、不相信台湾能以国家的名义加入任何一个国际组织[16]。即使如此，“一个中国政策”仍处于矛盾之中。某些学者认为，美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并未将台湾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或正式在官方立场上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项主张。例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费浩伟（Harvey Feldman）曾作出评论，台湾不仅是一个国家，它也符合国际法规范中关于国家应有的所有条件，他还批评柯林顿的“三不政策”乃是基于他自己对台湾关系法的诠释[17]。

    因此，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争议需要进一步探讨：

    其一，为什么美国将“一个中国”政策在措词上说得如此清楚，但在实践上却又如此模糊？为什么要让该政策的倾向变得如此暧昧不清？是否政策上的模糊有助于美国保留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