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危机期间及其以后所执行的对华政策是强硬的和不妥协的。它拒绝承认中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坚持在军事上协防沿海岛屿。1959年1月14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格雷（Gordon Gray ）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副国务卿赫脱（Christian Herter），试图改变美国在两次危机中所体现的僵硬的对华政策。备忘录建议，考虑到中共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存在的现实，要求准备制定一项新的对华政策。赫脱在1月30日给格雷的备忘录中否定了上述建议，他指出，最重要的是，同整个远东局势割裂开来去单独制定对中共的政策是不现实的和不明智的。赫脱认为，面对中共力量的增长和扩大，美国基本上有两条不同但又相互补充的行动路线：一条是，“我们寻求在东亚地区保持强大的防御态势，作为遏制北平扩张的手段”；另一条同样重要的路线是，在中共的周边地带增加“自由亚洲国家”的力量和稳定，“中共力量对自由亚洲国家的存在所构成的威胁是决定和实施美国对这一地区政策的中心内容”。为此赫脱强调，鉴于这种考虑，制定新的对中共的政策，几乎必须同时考虑制定新的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政策；一旦新的全面的远东政策出台后，才能考虑对中共的政策这个“特殊的问题”。[5]（p512-513，516-518）1960年12月6日题为《共产党中国》的《国家情报分析》指出：“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信条是在远东地区建立中国的霸权，这一政权将会继续强烈地反美，它会随时随地损害美国的利益，不遗余力地在亚非拉地区制造麻烦和混乱。”[5]（p741）由于两次台湾危机而更加定型的对华政策，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在面对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国际态势时才有所松动、调整以至改变。
美国的危机决策过程还显示，信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多米诺理论”对危机决策的影响以及威慑战略在危机中的作用是极其明显的。美国之所以坚持协防沿海岛屿，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国炮击金门所凸现的问题不是沿海岛屿，而是台湾和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问题。因此，这些岛屿不仅对防卫台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在于一旦失去这些岛屿，国民党的士气将严重受挫，导致更为重要的其他地区的丧失，随之产生的“多米诺反应”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的信誉。杜勒斯在两次台海危机中始终坚信，如果金门由于进攻或放弃而丢失，这将对台湾岛上反共亲美“政府”的威望和军事能力产生严重的影响，从而导致颠覆以及（或者）兵变行动，这种行动可能会产生一个最终会赞同与中共统一的“政府”出现，并消除美国在台湾岛上的地位。如果上述情况发生，那将严重恶化由西太平洋上的岛屿和半岛据点所组成的反共屏障，这个反共屏障由日本、韩国、“中华民国”、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组成。东南亚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将可能会全面落入共产党的影响之中，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甚至还有冲绳，都是防守不住的，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日本将可能落入中苏的势力范围。当然这些事态并不会马上全部发生，但可能会在几年内发生。这在远东产生的后果，远比美国允许中共在苏联的援助和煽动下夺取中国大陆的后果更为深远和更具灾难性。这些不利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对西太平洋和东南亚毫无疑问是严重的，并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美国决策者无疑坚信，如果美国放弃沿海岛屿，将会动摇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整个亚洲国家在心理上的倾向将有利于共产党，北平的声誉将达到新的高度”。[5]（p137）
因此，沿海岛屿就成为美国信誉的象征，美国甚至准备冒同中国乃至苏联发生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去协防这些岛屿。这种决策判断在美国的威慑战略中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
在干涉黎巴嫩的决策中，美国决策者就对假如不积极应对而可能出现的多米诺式的连锁反应表现出深深的担忧。杜勒斯在1958年6月15日的白宫会议上指出：“如果夏蒙请求我们干涉，我们不做出反应，这将意味着整个中东地区的每一个亲西方政权的终结。这种局面使我们无法选择，即使这种选择是错误的。”在6月22日的白宫会议上杜勒斯再次强调，如果夏蒙请求而美国不采取行动，那将严重削弱外围国家的信念，“我们的失败不仅影响到中东地区，而且包括北非、苏丹和利比亚……以及整个苏联的外围地区……我们不作出反应将使得从中东到远东整个苏联外围亲西方国家丧失对我们的信任”。伊拉克政变后，杜勒斯7月14日在白宫会议上更为明确地指出：美国不采取行动将导致美国在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中丢掉影响，“不久我们将面临一个更为强大的苏联，处于更为虚弱的不利地位”。[6]（p137，166-167，219）同一时期以及稍后的柏林危机同样说明美国的危机决策中所突出的上述问题。就亚洲的冷战而言，这种基于冷战战略的决策理念在两次台海危机中都得以充分的展现，同时也毫无疑问地成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重要根源。
出于上述战略考虑，美国在危机结束后依然反对放弃沿海岛屿，特别是金门和马祖。1959年5月1日，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Nathan Twining）建议，美国必须清楚地表明，美国应协防金门和马祖，而不是其他沿海岛屿。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59年7月24日给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Neil McElroy）的备忘录中也强调：美国积极协防沿海岛屿的基本前提是，防止国民党的大量部队被消灭，保证台湾和澎湖的防卫安全。国务卿赫脱在1960年7月20日向国会议员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Bowles）解释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时强调说，只要有必要对国民党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美国就会去协防沿海岛屿。[5]（p559-561，575，699-701）而这一时期美国的情报机构也主张坚守沿海岛屿。1959年7月28日的题为《共产党中国》的《国家情报分析》判断，中共在最近一两年不可能对主要的沿海岛屿发起进攻，“除非北平逐步相信美国帮助中华民国防卫沿海岛屿的决心已经削弱”。1960年9月6日的《国家情报特别分析报告》再次强调了沿海岛屿对台湾和美国安全的重要性，文件突出了三点考虑：第一，不论是通过进攻还是由于撤退而丢失主要的沿海岛屿，都将对国民党产生沉重的打击，并使美国同国民党的关系极度紧张；第二，如果沿海岛屿由于中共的军事进攻而丢失，那将严重削弱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守卫台湾的能力将大大降低；第三，不论美国介入与否，一旦沿海岛屿丢失，那将损害美国在非共产党世界中的声誉，而“成功地协防沿海岛屿将使得非共产党国家更加信赖美国的力量和决心”。[5]（p580-581，717-718）
在1962年的台湾海峡危机前夕，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就沿海岛屿问题再次展开政策辩论，军方坚决反对弃守沿海岛屿。1962年6月21日，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部长助理保罗·尼采（Paul Nitze）在一封致国务院的函件中，充分论证了美国不能放弃沿海岛屿的诸多原因。他强调，沿海岛屿同台湾、澎湖的防御密切相关，构成了从阿留申群岛到澳大利亚这条岛屿防御链上的重要一环。这些岛屿封锁了上海至广州之间的厦门和福州这两个重要的口岸，使得中共不能从那里发起对台澎的进攻。同时，它们还为台澎提供早期预警、监视侦察和心理作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