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危机在这方面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
通过系统研究两次台海危机，至少可以从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两个层面来考量中国对台湾政策的变化和在危机中的决策，它基本上反映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变化及其影响，并由此形成了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指导中国外交的若干政策方针。
两次炮击金门的目的是大为不同的，体现了中国外交战略从“温和路线”逐步转向“激进路线”的过程。第一次炮击的目的是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的，而其中军事目的是明确而重要的，体现了1949年以来中国力图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当炮击的实施无可避免地带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最后签订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和敌视的时候，中共中央决策者特别是周恩来非常关注和重视英国、印度和周边其他国家对缓和危机所展开的外交努力，并积极向美国传递相关的信息，其结果便是万隆会议的作用和中美日内瓦会谈的开始。而第二次炮击毫无疑问缺乏明确的军事目的，政治目的显然是首要的，是中国外交开始推行“激进路线”的一次突出的体现和实践。中国在危机进程中强烈抨击英国的政策，反对印度、柬埔寨等周边国家的调停，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和变化。
1959年2月，中央外事小组的一份文件对第二次炮击金门的政治意义做了如下总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掌握之下，我国就台、澎、金、马问题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震动全球的胜利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我们不仅再一次使美帝国主义的实力地位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遭到失败，而且还运用绞索政策击破了美国从金、马脱身的政策，使美国进退维谷，空前孤立。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力量虽然强大但就其全局来看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的本质，揭露了美国有其强大的一面又有其虚弱的一面这种实际情况，极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力地支持了亚非各国人民特别是阿拉伯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扩大了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美国和它的同盟国之间的矛盾。”[10]（p38-39）这样，通过炮击所展示的中国外交的变化，同这一时期苏联所提倡和实践的“三和路线”特别是同西方进行缓和的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毛泽东虽然认为，1958年炮击金门是在美国在中东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增加美国人的困难方面，这个步骤是有用的，但他在1959年底也承认：“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10]（p600）因此，炮击金门所表现的中苏在意识形态以至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成为中苏分裂的一个重要起因。
中国外交的这种“激进路线”还形成并完善了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指导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的一些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包括：其一，反对苏联的“三和路线”，坚持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进行斗争，支持世界革命。对于苏联的外交政策，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他赫鲁晓夫，在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呢？是草（母）鸡！[11]（p607）毛泽东在1959年4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谈炮击金门时还说：“去年炮打金门是我们先打的，不要赖在美国人身上。
我们就是要欺负一下美国人，因为它们在中东混不下去了。“在1965年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支持世界革命。但中国有时故意大喊大叫，比如在金马问题上，在中国的领海内放几发空炮，能起什么作用。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注意，在于美国没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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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同第一个方针政策相适应，中共中央领导人坚持不怕战争，实行同对手进行“战争边缘政策”的战略，并相信国际紧张局势所产生的是有利形势。中共中央认为：“这次炮击金门，说明我们有权利攻击沿海岛屿，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同时也教育了全国人民，锻炼了军队。”毛泽东后来指出：在金门事件过程中，可以看见双方都在搞“战争边缘政策”。
“美国人在搞边缘政策，调动那么多军舰，而我们也是一万、两万发炮弹这么打……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争边缘，两方面都处在战争的边缘，我们是以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注：1959年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190页；同样的观点，参见1959年5月毛泽东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9-380页。）1958年12月21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时说，世界上终究还有一些战争狂人，要搞冒险，他们可能会找机会将局部战争扩大为全面战争。“我们力求避免这种情况。但它们要挑衅，我们也要有所准备。它们来了，我们就打，打完以后再搞建设。它们要打时，你愈是怕，它就愈要打。
我们说美帝是纸老虎，这是从战略上从发展前途来说，从战术上美帝仍是活老虎。在每个斗争中，都要认真和它打，不要怕，要把它当作活老虎来打。未来争取和平的十五年也是斗争的十五年，随时准备它们闯乱子的十五年。世界上再来一次战争的话，帝国主义是要消灭的。
当然，最好是不打起来，但它们要打，我们也不要怕。“[13]（p484）中共中央领导人还认为，炮击金门”第一个成功“就是证明了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破产。
至于炮击所产生的紧张局势，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紧张给我们带来好处，如干劲更大，工作更好，速度更快。有一个金门、马祖在那里，我们的海军、空军、陆军、炮兵都得到训练的机会。我们要打就打，要停就停。也更有利于动员全国力量搞建设，增强国家力量，增加兵工生产，提高技术和加快掌握尖端科学”。同时，有个帝国主义摆在那里，有个美帝国主义摆在那里，“就时常会使我们闻鸡起舞、卧薪尝胆，加快我们的建设，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13]（p516-517）同时毛泽东更加相信，国际紧张局势“可以使全世界人民想一想，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动员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能多增加几个共产党人”。[14]（p20）
其三，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炮击金门再次证明了“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以及“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和判断的正确性。周恩来指出：“我们炮击金门，帝国主义也可以打，可是它就不敢打。对于帝国主义，我们要认真组织战役，以武松打虎的精神，一个一个地把它打垮。我们炮击金门，就是认真组织战斗，就是打活老虎。我们打，证明它在战略上怕我们，它是防御的。它想从金门撤退，我们现在抓住它，不让它走。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在战略上轻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而还明确指出：“事实证明美国是采取恐吓政策，它所说的实力地位、战争边缘政策是虚张声势的、吓人的，中国人民不怕吓。
但我们也要做好打的准备。我们要更快地建设国家，增强国防力量。如果再有五年、十年，国防力量加强，那时情况就要变化。国际上一系列斗争的结果都证明，帝国主义表面是强大的，有现代化武器，有原子弹、氢弹，有很大兵力，但真正到了要摊牌时，又缩了回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政策，不主动向帝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