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通过对两次台海危机的系统研究，大致展示出亚洲冷战的几个基本的特点。
首先，亚洲的冷战带有更为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就美国而言，20世纪50年代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起源在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除冷战战略的安全因素的考虑之外，意识形态无疑是决定美国对危机反应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杜鲁门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经过内部辩论后，推行采取继续承认国民党政权、敌视和遏制新中国的政策；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以阻止台湾落入“敌对势力的控制之下”、使台湾成为“取代共产党中国”的决定性力量作为长期的政策目标。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继续执行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并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积极支持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各种军事行动，其目的就是遏制和削弱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地位和力量的发展，最终达到“消除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的目的。因此，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敌对和冲突“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大搏斗”，其意义不言而喻。所以，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逻辑和连续性，是两次台海危机的一个重要起源。同样，两次台海危机更加强化了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依然是危机结束后较长一个时期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和有关重大决策的主要出发点。
毫无疑问，台湾问题所涉及的是中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这个特征在第一次炮击金门时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是，进入50年代中后期以后，由于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和“中间地带”理论，中国外交开始带有更为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呈现出“激进路线”的基本特征和表现。正如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实践所展示的，这种“激进路线”的外交并不要求同西方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进入联合国。周恩来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作关于中国外交问题的报告时，再次明确阐述了对西方国家的基本方针：“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跟它建交，不急于参加联合国，最好推迟，就是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集中力量孤立美帝战争集团。”（注：1958年3月19日周恩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参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449-450页。）毛泽东也明确指出：“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它承认我们，我们也不那么高兴……我们国家没有美国的外交代表，我们很舒服。”[14]（p18）同时，这种“激进路线”要求中国支持世界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这同赫鲁晓夫当时推行的“社会主义外交政策总路线”特别是“三和路线”、与美国搞缓和有根本的分歧。而1958年炮击金门无疑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自己这些观点和思想的具体实践。
其次，亚洲的冷战更具有导致大规模冲突的潜在可能性。由于中美双方在20世纪50年代的强烈的相互敌对，在两次台海危机中特别是在第二次危机期间，中美双方推行的都是“战争边缘政策”，中美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似乎是一触即发。由于对中国炮击金门意图的错误估计，美国在危机期间所设想和制定的以核武器协防沿海岛屿和进攻中国大陆的规划，毫无疑问地带来危机的高潮，并导致美国的政策陷入僵局之中。而中共中央对美国对沿海岛屿政策的错误判断，也大大增加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对此，美国国务院在1959年2月初的一份题为《从台湾海峡危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和教训》的文件中强调指出：“共产党总是可能以一种看起来同它们那些有争议的目标不相称的方式来进行冒险。因此，它们发动对金门的进攻，显然是希望美国人认为这些岛屿不值得牺牲一个美国男儿的性命，希望美国也不会支持国民党协防这些岛屿。这种希望不仅可以导致它们夺取这些岛屿和消灭国民党三分之一的有生力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导致台湾士气的崩溃，以及共产党从内部接管这个大岛，否则中共明白自己不能占领台湾。”[5]（p538-542）中美双方这种基于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而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错误估计和判断，是亚洲冷战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时也使得这一地区长期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中。
再次，亚洲的冷战更加体现了联盟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后果和影响是巨大的。
作为美国最大的盟国英国和作为中国最大的盟友苏联在台海危机中的反应，一方面不仅充分说明了盟国在制约危机决策中的相对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更为突出地反映出联盟作用的有限性和潜在的危险性。英国在危机中一直反对美国协防沿海岛屿的政策，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政策将可能导致英国全面调整和修改其亚洲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英国在危机中所主张的政治解决方案屡次遭到美国的反对，这同美英在欧洲问题和中东问题上的政策协调有着明显的差别。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要求美国改变政策，要求美国说服国民党撤出沿海岛屿。美国则将英国的这一政策视为“绥靖”。杜勒斯在危机高潮时曾强硬地对英国人说：如果不考虑美国的立场，英国要担负“极大的责任”[15]（p387-388）。虽然英国在影响美国危机决策中作用甚微，但由于“台湾地位未定论”是英国决策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上看，英国同美国在处理台海危机的方式上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而且在美国强硬立场面前，考虑到英美的“特殊关系”，英国最终亦屈从于美国的政策，从而使得英美在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更趋一致，这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更为突出。对英国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所采取的政策，曾经担任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时任外交部助理次官的欧念儒（Con O'Neill ）明确指出，英国危机决策的动因就在于，英国自己“低估了我们在诸如沿海岛屿危机这类次要问题上影响美国行为的能力”（注：1958年9月9日欧念儒致劳埃德的备忘录，PRO ，FO371/133529FCN1193/165，see Tracy Lee Steele，"Allied and Interdependent：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8"，in AnthonyGorst ，Lewis Johnman ，W.Scott Lucass，eds.，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1931-1961：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the Policy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1991），p.238.）。麦克米伦首相的私人秘书菲利浦·德朱略塔（Philip de Zulueta）认为，英国的问题就在于，尽管美国不断请求英国提出政策建议和帮助，但外交部从来拿不出任何有用的建议，因为中共和国民党人都不会妥协。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英国只有支持美国（注：1958年9月6日德朱略塔致麦克米伦的备忘录，PRO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