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决策，台北政府近十多年来一直在积极地从事一项“民族建设”事业。台北对台湾民族主义的扶持和推进明显地表现在其努力发展一个“台湾文化”和一个“台湾人”归属意识。在台湾，“中国”的概念已经被完全淡化和贬值了，学校在努力地推进所谓台湾语言(中文的福建方言)教育和一个修正了的历史课程。新的“台湾历史观”着重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及其历史遗产，几乎完全忽略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多年内战历史。关于台湾和大陆分立的原因也就因此语焉不详了。台北的官方出版物通常描绘台湾是一个“美丽的海岛”和一个“贸易基地”，但却是首先在16世纪被葡萄牙人“所发现”。此后，台湾一直“为各主要海上大国所争夺不已”。直到1662～1683年期间，“汉人”才开始大量移民到台湾，使台湾成为中国一部分。日本对台湾的五十年殖民统治只仅仅是一个“改变政府”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内战，以及极为重要的美国的直接军事干预在官方文件中基本上已不再提起。最多只是简略地以“共产主义叛乱”导致1949年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由“两个独立政治实体分治”的局面一带而过。[11]现实中，一股所谓“日本情绪”已经和中国福建的民俗文化以及部分美国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所谓“台湾文化”的基础。台北的一个官方出版物总结了台湾文化的发展过程：“随着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进入一个科学和技术国家，人民的文化意识被复苏了。政府正在……培植族群根基和民族精神以感召新一代人民”。[12]
这一新创的台湾民族主义虽然一开始显得颇有些人为痕迹，现在已经被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过程所相当地强化和合法化了。在这个年轻仍然有待改进的台湾民主政治中，政治家们已经升起民族主义作为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旗号。1998年12月，在台湾的“三合一”选举中，李登辉宣布一个“新台湾人”已经形成。[13]在有“台湾的心脏”之称的南投县，几乎所有八个反对党立法委员竞选人都宣称某种形式上的台湾独立政策。结果四个当选的该县立法委员中，三个都属于这些“民族主义”反对党候选人。[14]有意识地创立一个台湾民族主义以及政治上对这一新创的台湾民族主义的利用已经合乎逻辑地导致了李登辉1999年7月9日充满挑战性的关于“国与国关系”谈话以及操纵宋连之争，为其“台湾之父”和“台湾民主化之父”之名而牺牲国民党。这一谈话现在看来是早有准备的台北的正式立场。[15]台北大陆事务委员会主委苏起随后一直公开要求争取一个台湾的独立主权。[16]台湾的民族主义者们看来确实已经开始了建设一个独立的台湾民族国家的进程，尽管台北也许对于这一最终目标至今一直有意识地含糊其词。一些中国大陆的分析家已经直言不讳地得出了结论：“台湾已经进入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17]
三
北京与台北关系的现状是台湾的事实独立(de facto independence)与中国内战双方共有的名义上承认“一个中国”并存。这一现状是由于美国在冷战初期由于反对苏联而对中国的国共内战所作的决定性干预所造成的。北京和华盛顿在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这现状没有改变。只是“一个中国”从中华民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冷战结束十年来，北京和台北仍在继续它们的对抗与争执。台湾问题作为一个冷战的遗产仍在继续，但其实质与内容近年来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北京与台北的争执已从一个国际化了的内战转变为一场内战双方的继承者们为“正名”而继续的争斗。北京与台北的争执曾经是美苏全球争斗的一部分。现在，它似乎正在变成一场“两个民族”之间的争执——至少是一场受到两个相互冲突的民族主义影响的斗争。
今天，海峡两岸之间看来有着无数的声明、口号、象征性姿态、相互指责、辩解、以及对双方立场的各种解释和再解释。从根本上来看，北京和台北之间的最主要分歧一直就在于是否承认只有一个主权中国而台湾只是这个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另外的安排。换句话说，现在事实上独立的台湾是否应该寻求与中国大陆的某种统一安排还是探索别的前途包括一个法律上(de jure)的完全独立状况。北京一直坚持它与台北之间的争执只是一个为外力所打断的内战而已；而台北则要求改变这个游戏的规则，使之变成一场两个民族或一个民族与一个新兴的民族之间的问题。[18]
中共从1979年以来就放弃了毛泽东时代的“解放台湾”政策，并寻求某种用非武力方式来结束它与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北京采用了一个所谓“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方针。[19]已故邓小平在1983年提出其“一国两制”的总体方案。在这一方案下，北京要求台湾“回归祖国”成为一个享有高度地方自治的省份或自治区。随后，北京的这一设想进一步软化并更加“优惠”了。1997年7月香港和1999年12月澳门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回归中国以后，北京对台北的条件似乎已转变成一个所谓的“一国三制”的方案。按照这一方案，统一后的台湾将享有完全的自治、自定法律、经济完全独立并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台湾领导人可以去北京担任“国家领导人”但不可能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如果台北坐下来和北京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就统一问题开始谈判，北京愿与台北谈判任何东西包括这“一个中国”的国名、国歌以及国旗。[20]同时，在统一问题有一个协议之前，北京坚持它有权使用武力来防止台湾走向独立，并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地努力去消减台北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北京这一政策在陈水扁2000年3月当选台湾新总统后，看来没有什么变化。[21]
实质上，北京目前的对台政策可以概括为寻求一个名义上而不是实质上的统一安排（至少是要维护现状不变）。这样，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既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来完成其结束中国内战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无法推卸的历史任务（至少不会成为“丢掉台湾”的“历史罪人”），又可以将在政治上充满挑战性的台湾新兴民主政党政治和自由开放媒体最大限度地限制在大门之外。当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进一步高涨，军事实力发展强大起来，尤其是大陆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公开化之时；而海峡两岸却迟迟毫无起码的名义统一安排，怀疑和敌意日增，台湾的新创民族主义使得两岸日益分离对立，北京对台湾的这一“优惠”的名义统一政策完全有可能被推动走向实质性完全统一的目标。许多台湾百姓担心不已的与大陆兵戎相见和“均贫富”就可能真的成为现实。
1987年之前，台北一直对北京的和平攻势无动于衷，但逐步开始了由争取打赢中国内战到守土自保的“本地化”转变。已故总统蒋经国在1987年开放了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联系和来往，并正式开始了台湾政治的民主化进程。1988年以来在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