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1年，台北就提出了关于就台湾的未来与北京进行和平谈判的三个条件：北京宣布放弃对台使用武力，承认台北为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允许台北在国际上寻求合理的生存空间。[23]为了抵制北京的统一攻势并控制与大陆之间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往来，台北一直非常小心地设立各种障碍去推进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政策。但是北京与台北之间的冷战式的各种动作并未能阻止两岸之间的大规模经济往来。双方倒是日益在华盛顿和别国的首都进行一场所谓“外交竞卖”的拉锯战。北京一直在争取外交承认上占有优势，但是台北以其“双重承认”等灵活举措予以反击并偶尔有所成功，例如1999年1月与马其顿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台北原来的三个条件因为越来越变得不得人心，甚至变得过时了从而不再有用。到了1998年，这三大条件看来已被新的所谓“三—D”条件所取代了：(1)台湾的经济和生活水平都远远高于大陆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因此和大陆统一是很困难而且是很不利的(所谓发展〈Development〉或经济差别问题)；(2)台湾的政治制度已经民主化，因此它不能与大陆的一党威权政体融洽相处乃至统一(所谓民主〈Democracy〉或制度问题)；(3)台湾的族群、文化和历史特点和大陆的非常不同，这些差别已经形成了台湾的一个不同的民族地位(即时下很流行的两岸“不同”〈Difference〉的问题)。在这“三—D”条件中，民主化条件显然是能够最有效地区分开北京和台北，并能有效地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获取同情与支持。因此台北从90年代初以来一直就在努力地打这张所谓的“民主牌”来有效地拖延与北京的政治谈判，争取时间为其寻求国际地位和支持而努力。[24]
1988年上任后不久，尚未巩固权力的李登辉正式宣布他要在不定期的未来与大陆寻求最终的统一。这一统一的基础是民主、繁荣、对等往来、平等地位。渐渐地，民主问题成为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一直在迅速增长，而且对等往来和平等地位的要求也显得日益空洞。到1998年，半官方的台北使节辜振甫在北京与中共首脑江泽民会见后对记者说：“中国统一的关键是大陆的民主化。只有在大陆首先实现民主化以后才有可能谈到两岸的统一问题。”[25]同样，台北的高级官员重复道：“大陆的民主化必须先于统一……大陆的民主化是(统一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26]台北的大陆事务委员会主委张京育在台北对记者宣布说台北认为“民主化是统一的关键，……只有在大陆出现了民主政治之后两岸的统一才有一个真正的基础。”因此他提议与大陆来一个“新三通”：用信息、思想和文化的交流来取代北京的航运、邮政、民航的“三通”方案。[27]民进党新当选总统陈水扁2000年4月对《亚洲华尔街日报》也坚持大陆的“民主是统一的关键”和前提。[28]
按照台北的看法，“大陆的民主政治”意味着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开放其政治制度，在其各级政府实行有竞争的直接的选举，并开放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指标是在中国共产党之外有独立的政党正式活动。”而这种民主化在大陆也许要到2020年才会有可能。[29]这一战略看来是考虑到海峡两岸人民的利益；实质上，台北是指望用它的民主牌来争取至少二十年的时间去扩展其国际空间，以观望从而坐以待变。国际上学者们通常认为“中共不大可能走国民党走过的(政治开放)道路”去实行大陆的政治民主化；中共可能会“继续无限期地混下去。”[30]如果这一判断属实，则台北将会无限期地挑战北京的政治合法性和日益强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要求。在这一个无限期的时间内，台北可以不断地努力培植其民族主义，加强台湾的独立民族意识和能力，进而在中国内战失败为外国（美国）所暂时救护的一方的遗产上来创建一个真正的新兴民族国家，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其政治生存、权力地位和国际名份问题。
要求北京实行政治改革，同时努力扩展自己的国际空间，确实是台北的十分精明的拖延战略。这一战略十分有效地服务于新创的台湾民族主义的成长发展。目前，毫无证据表明台北会真心愿意在大陆实行民主化以后与其统一。从1995以来，台湾的各种民意调查都表明台湾民众的大多数希望维持事实独立的现状而不是统一或法律上的完全独立。[31]台北的拖延政策也许是这一民意的一个反映，或者如证据所表明的，是这一民意的一个促因。[32]去维护台北目前的事实独立地位，并寻求更多的国际承认和支持，从而最终获得一个法律上的完全独立看来确实是台北拖延战略的真正目标。目前台北的拖延战略看来得到台湾各派政治精英的广泛支持。主要政党民进党也已采取了它自己的一套拖延战略。除了强调发展差距问题和民主牌以外，民进党领袖们（包括其2000年总统当选人陈水扁）强调族群问题并宣称一个“台湾民族”已经独立了很多年乃至很多世纪了。因此如果北京和美国认为宣布台湾独立是对于东亚现状和和平的一个冲击的话，民进党“将不会也不必要正式宣布台湾独立”。台北应该作的是通过加强其目前的事实独立地位，逐渐争取更多的法律上的完全独立。[33]
对北京而言，台北的民主牌条件只不过是一个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和无限期拖延和平统一谈判的政策，用来为台湾的最终法律上完全独立服务。要求北京首先寻求其自身的政治民主化然后再与台北谈统一问题，被北京的观察家们认为只不过是台北的一个阴谋，即用来推迟统一进程并利用民主化来“通过在大陆制造政治和社会的动乱来削弱中国从而为台湾的独立野心制造机会”。[34]因此北京认为台北对其政治统治和对上升的中国民族主义都是一个威胁。对台湾使用军事武力宜早不宜迟，看来已经被北京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能够制止台北的无限期的拖延、并中止日益无法容忍的台湾民族主义的增长的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手段。若不然，台北精明的拖延战略，灵活的务实外交，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35]和台湾的日益成长的民族主义将会给北京在未来解决台湾问题时带来更大的代价。[36]换句话说，台北的民主牌拖延战略大有迫使北京放弃其名义统一目标并改为追求实质性的完全统一的趋势。
用打民主牌作为统一的条件从而为新创的台湾民族主义的成长赢得时间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举措。这一招击中了北京的一大弱点；使台湾获得世人的同情与支持；可以让台北无限期地拖延与北京的政治谈判；并且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赢得一个推动民主和人权的声誉。如果台北确实真心推动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坚持大陆政治民主化作为与大陆统一的条件并不为过。但台北必须令人信服地表明其最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