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新的选择和尝试。

当王小东们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塔里班已经以对自己的人民的残忍向世界展示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居然可以从这种纯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中生长出“对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新的选择和尝试”，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判断。同样是新左派的张广天却承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统治下的阿富汗是“一个生活在中世纪黑暗中的国家”，批评塔里班是“无视民生、草菅人命的宗族集团”。看来，本来只会煽情的艺术家张广天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比本应擅长实证分析的学者王小东们清醒的多。

对西方文明的否定和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推崇，说明王小东们对现代化的一种抗拒意识。当然他们不承认这个结论，他们会说，他们抗拒的仅仅是西方化－－但问题在于，现代化固然不等于西方化。但现代化生长于西方，现代化与西方化因此本来就是水乳交融，不可剥离。所以，套用一个流行句式来说，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西方化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西方化是万万不能的。完全拒绝西方化的现代化只是空想；其次，西方化与本土化并不总是东风西风的关系，不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日本最终不是把西方文明与“和魂”结合的很好吗？新加坡最终不是把西方文明与儒教文明结合的很好吗？台湾最终不也把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很好吗？可见，西方化之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必需，而且可行。就历史和现实来说，凡是成功的现代化，莫不在相当程度上汲纳了西方文明，排除西方化的现代化，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拒绝西方文明、拒绝西方化，与拒绝现代文明、拒绝现代化并无实质差异。王小东们对西方化抱持极端对立的态度，这种态度与现代化当然是不相容的。

无根飘荡的民族主义

王小东们对现代化的抗拒，不仅表现于逻辑，更表现于事实。他们反感西方文明，而且对包括自己祖国的文明在内的任何其他形态的文明不感兴趣，而惟独对与西方文明不共戴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情有独钟。这就不能不让人注意到王小东们潜在的宗教情结－－他们向往精神上的至纯至美，即所谓“神性”。而以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为主要特色的西方文明，即世俗化的西方文明，则是这种“神性”的最大敌人。西方文明所到之处，“神性”统统被肢解被玷污。王小东们之反感西方文明，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而无论是日本的“大和魂”，还是中国的儒教文明，也带有浓厚的世俗化特征，因此极容易跟西方文明妥协，极容易成为西方文明的同谋，根本不可能具备抵抗西方文明所必需的“战斗性”。在王小东们眼里，儒教文明“从来不具备神性的感召力，从来就是一种极为世俗的文明”。何况“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儒教文明圈的文化特性将迅速地消融于西方文明之中。因为这一文化圈中的绝大多数人既没有保卫自己的文化遗产的热忱，也没有抵抗西方文化侵蚀的意愿，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都一样……。就可预见的将来而言，儒教文明已经产生不出具有独特性的哲学思想，甚至产生不出独具风格的艺术形式，更不用说具有一种活的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了。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儒教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只能越来越模糊，而究其内容，则是越来越西方化。”

这其实也正是王小东们的尴尬。他们极力排拒世俗的或者毋宁说是粗俗的西方文明，他们向往一种雅致的、绝对清洁的、带有神性之美的文明形态。但他们竟无法从本土找寻到他们所向往的那种文明的哪怕是一丁点点残片，以此来开掘“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同时以此为武器来抵抗来势汹汹的西方文明。王小东们主张的“刚愤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因此只能是一种失根的民族主义。在对本土的绝望中接触到伊斯兰文明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他们当然有“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阑珊处”的惊喜之感。也就是说，王小东们排拒西方文明，但本土文明无从寄托，他们只能向外寻求自己急需的思想资源。伊斯兰文明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好迎合他们：“惟有伊斯兰才是能够感召人们，特别是青年们为之献身的较大的文明，也惟有伊斯兰才具有与西方文明相抗衡的哲学思想、价值观。无论是好是坏，儒教文明是绝对不具备这种精神力量的。”伊斯兰文明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当然要被他们当作抵抗西方文明、抵抗美国“新极权主义”的生力军，当然成了他们希望的天空中最后的一颗星星：这就注定了王小东们对伊斯兰文明尤其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认同不只是政治上的认同，更是文化气质上的、精神意义上的认同。而对伊斯兰文明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文化气质上、精神意义上的认同，则无疑构成对于现代化的反动。



可见，在文化气质上、精神意义上，王小东们早就和宗教极端恐怖主义有了亲缘关系。这一点，也从王小东为恐怖分子辩护的一段说词中看得出来。王小东痛斥了布什对恐怖分子的“懦夫”的指控之后，提醒公众：

据10月1日的美国《新闻周刊》介绍：这次的恐怖分子“素质之高，令人不安”，他们不再是过去媒体塑造的那种“没有工作、没有教育、没有前途、没有希望”，以为自己一拉响绑在腰间的炸弹，就可以进入天堂之门，和处女们睡觉的年轻人。列为头号嫌疑犯的Atta，出身于埃及一个极为富有的律师家庭，在地中海岸有度假别墅，在开罗有豪宅，两个姐姐都是大学教授，自己在德国读研究生，按《新闻周刊》的话说，他是“西方式现代化的宠儿”。他的德国导师在911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为“一个可爱的人”。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光骂几句“愚昧”、“残忍”、“流氓”就能解决问题了？美国人痛定思痛，都在认真思考，而我们的“文化精英”们却在那里一味叫骂，骂恐怖分子，骂“幸灾乐祸”的中国民众。暂且停一停叫骂，好好想一想吧。　
“西方式现代化的宠儿”，为什么竟成了“西方式现代化”的死敌，王小东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并非没有思考价值。其实无论是穆斯林思想家，还是王小东等民族主义精英，他们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批评，本来是有思想含量的。以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式现代化，的确存在弊端：在消灭传统社会对人的异化的同时，又制造了对人的新的异化。这一点，就连许多西方的思想家也不否认。但如果以此为理由，而借恐怖主义颠覆“西方式现代化”，则任何类型的现代化都可以同样对待－－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让所有人满意的现代化，任何类型的现代化都有弊端。不满意就借恐怖主义颠覆之，任何类型的现代化都难以为继，人类只好退到中世纪，而且必然退到中世纪－－恐怖主义只能破坏一种新文明，而不可能创造一种新文明；它对新文明的破坏，因此必然造成文明的真空，从而为旧文明的复辟拓出广大的空间，客观上是为旧文明清道。

“先知”迭出只是乱世之兆

王小东们的尴尬，其实不只是他们在鄙弃西方文明的同时，却无法找到抵抗西方文明的本土资源。更在于他们所欣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根本不适合他们所处的那片国土，根本就没法在他们所处的那片国土播种。既不能从本土发掘，又不能从外面拿来。他们自己呢，又根本不具备思想上的原创能力－－泰戈尔和甘地不认可西方文明，但泰戈尔和甘地有自己民族的文明发展思路；托尔斯泰不认可西方文明，但托尔斯泰有自己民族的文明发展思路；梁漱溟、张君劢也莫不如此。但王小东们有什么呢？他们的著述中，第一是破，第二是破，第三还是破。寒窗十年，一直不能提出自己的关于人类文明走向尤其是中国现代化走向的建设性理论。那他们拿什么来和他们所敌视的“西方式的现代化”抗衡？他们根本就拿不出来。他们之所以呼唤恐怖主义，这或许是一个因素吧－－他们拿不出任何具有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