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实体理论，又无法忍受“西方式的现代化”的步步进逼，情急之下，无奈之中，或者说是绝望之中，他们只好求助于恐怖主义，希望借恐怖主义来遏制“西方式的现代化”的蔓延。

如果仅仅是王小东们情急、无奈和绝望，倒也无碍大局－－毕竟“书生造反，十年难成”。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简单。王小东们的绝望和躁动不只是王小东们仅有，而是普罗大众共有的。89年之后，非理性的国际政治观即阶级斗争为纲的国际政治观大面积回潮，客观上制造了“受虐型民族主义”。中国民众对国际事务的判断因此丧失八十年代的那种理智、宽宏和从容，而是极敏感，极狭隘，极好斗。但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这一套非理性的国际政治观又不能运用于具体的外交实践，政府处理中外关系往往比较务实。这样，常常是自相矛盾－－对内的高调宣传煽起强烈的仇外情绪，强硬外交乃至不惜一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高调又无法兑现，而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再三再四地妥协、退让。另一方面，89年之后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确实处境艰难，频频受挫，银河号事件、五八事件、南海撞机事件，中国政府都忍声吞气。日本拒绝就战争罪行道歉，且公然修改教科书；韩国、新加坡均予激烈抨击，惟独中国政府态度暧昧……。中国民众遭受双重羞辱，感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沮丧和屈辱。他们痛恨外族尤其是美国的“霸道”，同时也抱怨自己政府的“软弱”。而他们的失望、屈辱又不可能有发泄空间，满腔怒火只能积郁在胸。“受虐型民族主义”因此如野草疯长。对内，政治体制改革一直不能实质性启动，以致形成权贵资本主义，贫富矛盾、官民矛盾愈来愈尖锐，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沮丧和屈辱更普遍也更严重。



可见，无论外交还是内政，中国民众都处于绝对弱势，都深感“受虐”。长期处在混沌之中，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他们的理智正逐渐磨蚀，绝望和躁动正与日俱增。“超限”在他们来说就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换言之，自相矛盾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对内的政治腐败，正在制造着规模庞大的暴民。

草根心理的暴民化，与民族主义精英集团的情急、无奈和绝望，何其相似乃尔！这两种心理如果汇合，则等于干柴碰着了火星，局面彻底失控将指日可待。暴民政治和民族主义极权政治相结合的新型的全能政治，一种绝对恐怖的“超限”政治，将从燎原烈焰中诞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民主化进程，都会毁于一旦。而这对中国、对世界，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不能排除，已经有极个别民族主义精英看到了这个并非危言耸听的结局，而期待着火中取粟，于是竭力宣扬“超限”思维、竭力助长草根心理的暴民化。如果笔者的这个猜测能够成立，则当下中国实际上已处于纳粹时代的前夜。当下的中国民众和那时的德国民众一样对内对外都深感“受虐”和无助、无望，当下的中国政府和那时的魏玛政府一样软弱无能，当下的中国精英阶层和那时德国的精英阶层一样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可疑的“先知”。对照一下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几十年前给德国和意大利的那两位“先知”的画像，或许对认识当下中国的某些“先知”有所裨益－－

“。。。。。。这位强有力者说，旧制度已经陈腐。他坚决认定反对原则是彻底的全面改革的障碍。只要人们允许他去清除奥其王的牛棚，他便对每一个人作出任何诺言。他利用每一种可以觉察到的不满情绪而使其号召具有吸引力。他说：这是职业不稳定的问题，利息限制的问题，外国人的问题，大商店的问题，布尔什维克煽动者的问题等等。由于大多数人都是世故不深，他们只模糊地有些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他们开始注意他所许诺的新秩序。这般人到一个相当时期，便被说服，相信现状已坏到无可再坏的地步，在新政权下，情况或许要好得多。这时，便像卢梭所谓，他们奔去迎接他们的锁链。等到他们看出所许诺的自由原是一种更恶劣的旧的束缚的变种，那时已经太迟了。

任何考查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崛起的经过的人，都能自行证实这一个诊断。他在整个过程的背后，都会发现一种不变的式样。那就是：独裁者在利用人们的不安、愤慨、冷淡和失望的感觉。他许诺一个新的天和新的地；他将新天地不能来临的原因归咎于几种容易鉴定的敌人身上，不论是人或是原则。他这样描写他的改革方案，使得普通人至少能认识其中观念的语言，而这些观念则是他们被教去赞赏的。普通人谛听这位煽动家的仁慈的话；目击他的戏剧性的示威游行；读他的愤慨地痛骂他们自己也憎恨的种种罪恶的文章。农民则深信可以免缴什一税的诺言。小商店主则给一个没有连锁商店和合作社的新世界的前景迷住了。工人们也欣赏他所说的禁止外货进口便能免于失业恐慌的话。除了这一切之外，还有全面的谩骂、激动情感的戏剧演出、很好地组织的殉难、高压力的感情表现，造成了一种印象：这是一个受着”老的一代“的迫害、代表不顾既得利益的权力、设法冲破旧制度的青年活力的、伟大的、行动家的运动。一再成功的复述，它开始成为对多数怀有不满情绪、但又感觉模糊、不懂得用合理的议论去作表达的人们来说是一种象是很有理的简要的表达。谩骂重复到相当充分的地步，就容易令人觉得‘老的一代’的确有些可疑。青年被吸引到这种运动中去是因为这种运动看来有供他们活动的余地，也因为这种运动的新奇性，好像参加了便能从他们所痛恨的长辈的权威下解救出来。对于迷惘失意的人来说，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宗教复兴运动所常常带给人们的那种麻醉剂。它是一种对于思想上的腐蚀性的癌症的无上的轻释剂。

他们不知道－－他们被小心地蒙蔽－－：煽动家向寻常人呼吁的幕后把他们拴在反动利益上的细密组织的线索。这些戏是需要钱来演的，但账单通常是不公开的，契约也是秘密的。不论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都不容许人们穿过他们和反动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其中共同决定真实意图的昏暗。这些是担负费用的人，他们在一般受骗的附从者没有把煽动家安置于当权的地位之前，是不出面的。只在到了那个时候，法西斯的假面具才揭开。自由工会不见了；社会主义政党被镇压了；合作化运动被‘接收’了。自由的报纸不再存在了。罢工成为非法的行动了。批评者总是失踪到牢狱或集中营里去。‘革命’被宣告完成了。但旧有的利益集团，在‘革命’后和革命前一样继续当权，真正有效地受到改变的只是普通公民使自己的意志与政府命令对抗的能力。他已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公民了。不论他的思想怎样，随着新秩序的巩固，他只有向那班为铸造锁链的人喝彩的权利了。”　11



这样的历史，百年中国重演了好几遍，难道还要再来一遍么？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承认，的确，中国的现状不合理，中国需要革命。但很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赞成那样一种“先知”主导的那样一种完全“超限”的“革命”。中国在那种“超限”的“革命”中蹉跎了整整一个世纪，创巨痛深，不能再蹉跎。必须以和平的、主动的革命，来取代、来消除那种“超限”的革命。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承认，的确，中国需要思想家。但中国需要的只是理性的思想家，而不是非理性的“先知”。非理性的“先知”迭出，这不是福音，只是乱世之兆。但愿我们能够警惕起来，不给非理性的“先知”们上下其手的空间。但愿我们能够及早疏解民怨，以最小的痛苦，实现社会的转轨。

天佑中国！

注释：
1。刘军宁：《原始野蛮的战争理论》，原载2001－10－12新世纪网站
2。老言：《在数学先生眼里，人的生命最不值钱》，原载2001－10－08强国论坛
3。数学：《美军的表现太让人失望了》，原载2001－10－09强国论坛
4。资产重组：《勇敢还是怯懦？－－对某些自由派的心理分析》，原载2001－9－19“世纪沙龙”网站
5。“雁渡寒潭”：《痛定思痛－－我们思的什么痛？》，原载2001－9－29大家论坛
6。“简直”：《正义、恐怖主义及人道主义的背后》，原载2001－9－13经济人俱乐部网站
7。同上
8。“江南第一才子”：《只有永恒的利益，绝无普世的人道－－给方舟子》，原载2001－9－23强国论坛
9。刘军宁：《原始野蛮的战争理论》
10。王小东：《谈谈中国》，原载2001－10－7士柏咨询网
11。拉斯基：《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第21－22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