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没有和解的迹象；1969年10月，来自达鲁德族的西亚德·巴雷总统上台执政后致力推行消除殖民统治残余的爱国主义宣传，在温和的“部族利益均等政策”中，各部族的政治人物在中央政府中均担任要职，各个部族分享政治和经济权力，索马里据此获得了十余年的和平发展空间，成为非洲经济发展最具成效的国家之一；从埃索战争后期开始，达鲁德部族开始逐渐侵蚀其他部族的民族利益，到1987年索马里的几乎全部党政军警要职均被达鲁德部族所独占，这引发了索马里各部族对达鲁德部族的战争；1991年1月初，西亚德总统试图通过多党制来调适各部族间的民族利益、化解对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争议，但1月27日各部族武装就联合攻陷首都摩加迪沙；执政22年的西亚德政府倒台后，反达鲁德的各部族间因利益分配问题也展开旷日持久的族际混战，索马里因此处于长达十年的无政府状态，仅1991年底－1992年初就有35万人死于饥馑和战乱；在这期间联合国在1992和1993年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国际维和行动，仅1993－1995年的第二次维和行动就耗资1.64亿美金，147名维和人员死亡； 在安南秘书长和安理会的多次居间调停下，索马里在2000年7月建立以部族为单元的联邦体制，8月经过大选建立了过渡政府；2001年12月24日，索马里过渡政府与各部族在肯尼亚达成和解协议，但和平仅局限在首都摩加迪沙附近的地区，各部族间仍处于武装对峙和军阀混战状态，某些部族甚至和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建立了某种秘密合作关系；2002年5月，索马里过渡政府的旅游部长被反政府武装绑架，政府军在摩加迪沙北部的清剿中与反政府武装激战，60余人死亡；6月索马里再度爆发激烈的部族冲突，近百人伤亡。连续十余年的族际征战使索马里饿殍遍野、盗匪猖獗、瘟疫肆虐：平均每年有60万人口受到饥饿的威胁；联合国官员多次遭到绑架，中国远洋渔船也在索马里附近海域多次被海盗洗劫；据当地环保组织的研究，索马里由于常年战乱和滥砍滥伐将在五年内成为一片不毛之地。被认为“深度影响克林顿和小布什两届美国总统世界观”的《大西洋月刊》国际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在2000年出版的《乱世将临：打碎后冷战时代的美梦》一书中认为，索马里已经成为“中央政府逐渐消亡、部落和地区领地制兴起、疾病四处蔓延、内战无休无止”的“马路强盗统治的世界”。 在从索马里的个案可以发现，合法性争议始终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过程当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事项，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成败；其次，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族际利益格局进行不断地调适，任何僵化的或倒退的族际整合方略往往都会会引发激烈的族际利益冲突和合法性争议，“要在不同的社会实体之间建立真正和谐的感情和共同的利益，建立起对一个新的超部落政权即国家权威的一致崇拜，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三，索马里的个案还表明，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尽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利益调适过程，但对多民族国家一方而言顺利达成目标的决定性时机并非随处可见，在有些国家那里可能仅仅是弥足珍贵的一两次机会而已，一旦错过就可能铸成大错、悔之晚矣；第四，一个民主的政治系统和科学的决策机制，可能在更大范围内保证多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其理由很简单：“归根到底，在共同体中的任何冲突，包括种族冲突的唯一可靠解决办法是在处于对话式相互关系的包容性共同体中建立规则：共同体的每一方作为一个有权利的和自治的成员被接受，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作为决定政策和原则的参与者而受到大家的平等尊重，包容性的共同体将在共同体内部或与其他共同体关系方面受到这些政策和原则的支配。我建议把这种复合多样的联合体的理念应用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力图将族际政治冲突控制在不致危及整个多民族国家生存的范围内，几乎是所有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底线，而这个底线始终是以引发族际利益处突的公共物品拥挤点为基准的。在这个底线以内，具有族际利益调适功能的爱国主义对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无疑是有效的；但在这个底线以外，孰者为先的合法性争议将从根本上破坏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因为在合法性的视野中，谁拥有正义或许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冲突各方的利益如何被尊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拥挤点以内的族际整合通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多民族国家及其政府可以通过具有利益调适机制的爱国主义来化解族际冲突和对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争议；而族际利益冲突激烈到无法调适并使合法性孰者为先成为唯一选项时，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冲突就开始被国际化了，而多民族国家也不得不采用国际政治这个与国内政治迥然不同的适用规则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这种国内族际冲突的国际化一般由利益相关的国家联合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出面，惯常的模式是首先对多民族国家的国内族际政治进行舆论声援、道义评判和文化制裁；其次以人权等理由对面临分裂的多民族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同时通过分离民族的政治精英进行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并承诺提供经济援助；最后对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冲突国际化的军事介入和政治干预，参与或监督民族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程序民主过程并给予国际承认。这种国内族际冲突的国际化后果，通常意味着多民族国家的解体和新的民族国家加入联合国这个主权国家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这种几乎是屡试不爽的国际化经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使得分裂民族在国内族际政治合法性争议中，千方百计地寻求国内族际冲突国际化的渠道。
概括的说，从主义之争到合法性争议，是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政治从整合到分裂的一个基本路径，而如何通过具有利益调适功能的爱国主义来整合族际利益冲突、化解合法性争议，以达成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目标，是几乎所有多民族国家的共同思考。在美国，克雷福科尔在1778年出版的《一位美洲农夫的信札》中就提出把不同民族熔铸成为“一个美国人，一种新的人种”；1908年赞格威尔在其剧作《熔炉》中认为，“美国是上帝的坩锅，一个伟大的熔炉，在这个熔炉中，欧洲各个种族都熔在一起改造成新人”； 杰克逊·特纳在1920年认为“新边疆促进了美国人民的一种混和民族性的形成，…在边疆的熔炉中，移民都美国化了，获得了自由，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并融合成为一个混杂的种族，既没有英国的民族性，也没有英国的特点”，并据此创建了旨在整合美国族际政治的“大熔炉”理论；几乎与此同时，霍勒斯·卡伦以《民族Vs.熔炉》为题倡导多元文化主义； 诗人惠特曼更把美国人称为“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在学术界不断提出族际整合理论的同时，肯尼迪总统在成功地平息了席卷全美、震惊世界的黑人民权运动之后，提出把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建成一个具有族际利益整合机制的“一个社会”；1997年克林顿总统提出了“一个美国”思想，并制定了六项有助于族际整合、消除歧视的“跨世纪民权政策”。 “一个社会”也好，“一个美国”也罢，所有这些族际整合方略都贯穿着爱国主义的观念，并通过一系列法律规章得以具体化，其核心就是依据不断变化的族际利益格局和公共物品的拥挤点，适时地调适族际利益关系，避免出现关于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争议。根据加里·布赖纳尔的研究，美国民权政策和对少数民族扶持措施尽管引起了许多非议，但仍然有效地促进了美国的族际整合，对黑人等少数民族来说，“虽然种族歧视是生活中的不幸事实，不过它不再是……生活中的主要事实”，而对公众也开始逐渐意识到“从长远看，一个无种族界限的、多元化的社会将会更加人道，更加富有成效”。

三、一体Vs.一国：多元一体的国家前景


仅就民族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