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悲剧，可惜历史是不能回转的。但造成这种裂痕的根本原因又是甚么？是由于对立的双方特别蛮不讲理吗，就像今天两岸的人们各自互相指责的那样？如果真是如此，究竟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哪一种是错误的呢？双方各有各的道德标准，评判正误的标准又是甚么？对此，自由派的知识份子试图以超越民族主义的道德价值，即自由民主来评判这一问题。在他们看来，关键是在于大陆缺乏自由民主，所以不能理解台湾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愿望所造成的。似乎如果大陆有一天民主了，这一问题就不存在了31。但是事实并非全然如此，因为连台独的理论家也坦承：「台湾人想要独立是因为自己想要当家作主，与中国有没有民主、富不富强是没有关系的。」32 可见，这一问题的内涵远远超越了单纯的道德评判，它实际上隐藏着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性的重大问题。因为「现代世界历史是现代性的历史。民族主义就是在世界现代性的历史框架中崛起、发展和演化的。」33 要突破这一困境，就应当进入到历史的「系谱学」（genealogy）中去，从而打开封闭已久的历史之门。

　　近代之前的中国意识乃是一大一统的「天下」意识，「血统中国，地理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中国、道德中国都成一体。不幸的是，这个完美的中国，终于被西方帝国主义打破了。中国开始从『天上』掉下来，变成现代『人间』的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国家。而且在现代的『世俗』变化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血统、地理、文化、政治、道德的支持力量，也逐渐『退回』其本来的角度，是中国变成没有神圣色彩的『国家』。」34 因此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产生本质上乃是近代历史的产物。然而，同样也是在这样一个「去神圣化」的过程中，为不同于单一的民族国家论述的它者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张灏指出，「民族主义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而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产物，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八九五年以后大约二十五年这段时间的重要性，主要因为那段时间是中国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期。而民族主义产生的几个必要条件就是在这关键时代才出现。」35 的确，在甲午战争中，一直自命为「天朝上国」的老大帝国竟然惨败于东瀛小国日本，这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传统政治与传统观念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由此逐渐陷入深巨的政治与文化危机。在这个时候，教育阶层，特别是知识份子，继续替自己的政治认同，群体的归宿感与社会价值取向找一个新的凝聚点与新的指标。一言以蔽之，新的精神核心。当时许多人就在民族主义找到这个精神核心。因此一八九五年以后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也与这种文明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与精神危机有着密切关系。」36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民族主义是在寻找新的意义和价值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甚么是中国这一民族，知识界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共识的。

　　中国民族主义是在满洲人作为少数群体实施帝国统治的背景下登场的，因此，它和汉民族意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问题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和革命党人针锋相对。革命派中，汪精卫在1905年所写的《民族的国民》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性论著之一，汪氏强调一国家必须由一民族构成乃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所在。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国家之国民并非都为单一的民族，因此必须要同化所有民族为同一民族。汪氏认为汉人正面临着被满人同化的危险，当务之急就是要奋起竞争，从而同化或消灭满人37。

　　与革命派的观点针锋相对，梁启超视对方立场为「种族主义」。他质疑只有排满，建立纯粹的汉族民族国家才能挽救中国的看法，而主张「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回合藏，组成一大民族。」38 梁启超的「大民族」观点实际上显示出他也坚信必须在「民族」的基础上打造新国家。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审视他们的观点时，可以看到尽管对于如何解决政体问题的主张不同，二者都意识到存在着汉人与多民族国家现实的矛盾。尽管有着地区和语言的差异，由于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汉人的自我认同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奇怪的是，二者在论述汉人与民族的关系时都持一种进行时态，即在并不质疑汉人的民族特性的同时，同时又把它界定为应当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的民族。但是，汉族与民族国家究竟是甚么关系，双方并不一致。汪精卫鼓吹单一种族的同化民族观；而梁启超并没有断言民族只能是单一种族的政体，汉人可以是未来新民族下的一个共同体。由此可见，对于如何界定民族和汉民族，最初也并无明确的共识。

　　进一步的发展出现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傅斯年对于中国历史分期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汉族势力的周期兴衰问题，他断言在魏晋之前的两千年里才是汉族血统的纯洁性时期。这以后则是胡汉在血缘及文化上的混合。「傅氏把这一时期称为『第二中国。』他暗示『第三中国』兴起于民国，但不很明确。……这里历史发展的范畴本身似乎与民族主体的建构联系在一起。」39 而另一历史名家顾颉刚则正好相反，他的古史辨向民族主义神话建构的汉族血统纯洁说提出了挑战。在顾颉刚看来，异族及异文化为中华文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文明以这样的方式延续下来。不过尽管如此，汉人在这个过程中仍然是居于中心地位的40。二人观点虽有不同，但在致力于建构中国国族的历史性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尽管并未达成统一的共识，从1895年以来的这些论说基本奠定了后来民族主义话语的基础。与一般人所想象的相反，认为汉民族早在秦汉时期就已成型的观点是由范文澜于1954年才提出，并因此在当时引发了关于「民族」概念的争论41。这在当时无疑也是有政治背景的影响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民族观念及民族主义乃是面临外来挑战时的产物。问题是，这个从日本和西方引进的概念和当时中国多民族的现实并不符合，这必然会引起上述问题。更糟糕的是，甚至毫无疑义的汉族认同如果拿这一引入的民族概念来套的话也会出现问题，像前述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中的第一个──共同的语言就不符合。推广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国语是从二十世纪才开始的，而很多方言之间都无法交流。尤其中国南方诸方言与北方官话其实是大不相同的，从现代语言学上看，它们或许更近于语言而不是方言42。如前述吴浊流在上海遭遇语言障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样来自台湾的吴浊流听不懂上海的吴语在此背景下丝毫不足为奇。着眼于民族国家塑造的目标，统一的民族国家必然也需要有共同的语言。而在这一民族国家的自我塑造过程中，也产生了另一认同的重要来源──近代民族国家反抗外来帝国主义的共同意识43。这样就产生了从传统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到现代的民族意识的转变，并且这一经验也逐渐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无可置疑的。

　　问题是，从1895年起的这段时间里，台湾因为成为了外国领土，恰恰是被排除在这一运动之外的。这样，一方面台湾人无法经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经验的洗礼，日据时代认同中国的纽带依然是传统的文化中国意识。另一方面，这一传统的认同意识在战后回归祖国的现实中却遭到了无情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的中国民族意识与历史上的文化意识的确有所不同。故此，王育德指出中国的民族意识是源于近代的，从而以Volk和Nation的差异来解构汉民族及建构台湾民族，这对于中国民族国家论说的确是很具挑战力的。因为，「『现代国家』的形成，在文化上，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威权结构出现了完全崭新的样式。在前现代即传统社会中，国家是存在的，但其社会、文化和法理基础与现代国家完全不同。」44 就此而言，现代民族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识本身是一历史概念，是中国近代历史下受到列强侵辱，特别是受到日本冲击下的发生物。而在前近代的帝国的政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