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中国从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这一过程中，过去的文化意识同时也扮演了一个增强内聚力的作用，尽管其作用的重要性如何可以讨论47。没有人怀疑这一共同的文化心理的存在，而台独理论家们所努力的则是要竭力把这一文化的影响力降到最低层次，质疑同一文化来源就必然要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设定。换而言之，在构成现代民族的要素中，来自历史的共同文化意识与经由现代性转化而来的共同历史经验，哪一个更重要？这是面临考验的。
但是另一方面，不管王育德的区分能否成立，也并不意味着台独意识的话语就更具有正当性，因为其立场已经隐含着把民族国家当作了现代国家的根基。而这一点正是最可质疑的。按照他的说法，台湾人因为与中国属于不同民族，所以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而台湾人为了彻底成为一个民族，就必须经由国家来塑造自身。他赋予民族国家的这一终极性，根据何在？民族国家本身是最先出现在欧洲的，法国大革命与其后的拿破仑战争被学者公认为是现代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48。在东亚，日本最先引入了民族与民族国家的概念，在现代，它几乎成了笼罩在所有东亚各国头上的魔咒。东亚社会对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入几乎都与日本有关，王育德与早期的台独理论家们的学术资源也多来自日本。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今天的日本，「作为对国家主义的反省，日本在战后忌讳使用『民族』。……许多学者为了不使人们认为成为自己叙述对象的『民族』是『只要想成为「主权国家的国民」就应该实现的一种人类集团』，不得不反过来用ethnic group、ethnicity、ethnic minority等英语辞汇解释或代替日制汉词的『民族』。」49 因此王柯以为将来自日本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概念引入中国是一个误会。「中国因追求『民族国家』，却为自己留下无穷后患。因为以日本国粹主义运动和国体论为背景产生的日制汉词『民族』，首先让人们更加意识到它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文化共同体的概念。……这种意识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现实发生冲突的真实写照。」50 不过他未有进一步意识到它甚至与中国的民族论述本身同样发生了冲突。故而有理由问，由欧洲现代性所生发出来的民族意识与东亚的自我意识是否相同呢？在东亚国家，民族意识究竟是否是由前近代的共同体意识转化而来呢？如果不是，那二者又是甚么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育德等台独理论家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性。既然统一的中国民族概念可以遭到质疑，那统一的台湾民族概念与台湾意识又何以不能遭到质疑。今天台湾尖锐的族群矛盾正是这一问题的表现，不仅有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而且就是本省人也分成福佬人与客家人，另外还有原住民，彼此之间都有矛盾51。期待中的统一的台湾民族没有形成，台湾社会却日益被撕裂。这恐怕是王育德们所始料不及的。
四 结 语
颇为吊诡的是，在今天台湾已经实现民主，实现了「台湾人出头天」诉求的背景下，岛内的族群问题和两岸的对立关系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在最近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这让许多人困惑不已。不过今天的认同对立与上一世代的状况有所不同，特别是如前文所指出的，愈来愈多的对过去的历史并无真实感受的年轻人变得认同民进党的路线。这当于后现代背景之下的个体认同危机有关系。后现代社会使得以民族国家为标志的现代化出现了结构性危机。一方面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里，全球市场腐蚀了传统的主权概念，从而解构了旧的民族国家观念。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对传统价值的颠覆使得新的一代的自我认同方式愈来愈多元化。这一背景导致了「在许多国家，社会和文化重新定向，国家和社会、个人的关系在重新构造，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也在调整，因此，国家功能在后现代时期面临着重新定义。即使『民族』和『国家』在概念上没有完全解体，至少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已无法简单地依靠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实力得以诠释，更不能诉诸已经破产的意识形态神话。各国都迫切需要尽快培植出一套至少在表面上能引起社会共鸣的社会主流意识，以支撑政治意识形态解体冲击下的政治权力。民族主义就是在国家合法性危机的状况下再度崛起的。」52 在发展中社会知识份子那里，这一情况尤为突出，学者们将其视为争夺话语霸权和政治霸权的斗争53。在台湾，高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个体性的觉醒」54，而觉醒了个体又必然要寻求自我的认同归属。问题又在于后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为个体所提供的不再是单一的认同归属，而是可以有多种选择。这一现象与当前台湾特有的政治斗争谱系结合起来，导致传统的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方式在民众当中日益被瓦解，同时也造成了族群矛盾和两岸矛盾的加剧。
站在作为集体的台湾人的角度看，九十年代台湾意识在岛内的高涨可以视为台湾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时期。借用一下黑格尔的术语，笔者将它称为台湾 「主体意识」从「自在」（in-itself）走向「自为」（for-itself）的历史过程。即这一「主体」不再只是完成其他主体目的的工具，「主体」的个体性愈来愈明显。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台湾意识，它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挑战了百年来中国知识精英所精心建构起来的民族与民族国家话语。原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东西现在竟然成为了问题。但另一方面，它的重要性也在于，可以使我们彻底反思现代中国国家根基的合法性之所在。
然而问题也有另一面，「主体意识」发展到极端，变成了「唯我论」，漠视一切他者存在的合法性。借用竹内好的话说，它为自己构筑了一个没有「异」的世界。从不寻求去理解他人，却片面地要他人理解自身。且不说两岸问题，光是近年来岛内的世风日下，乱象纷呈便不能不说与此是难脱干系的，这让不少岛内严肃的知识份子都忧心忡忡。因此，这一唯我的主体意识很可能蕴含着主体意识自身解体的可能性。这是值得台湾人警惕的。
尽管对于当前的现状，两岸的人们都负有责任。但不可否认，两岸的政治实力是不对等的，大陆方面拥有较明显的主动权。因此大陆方面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无法预料未来究竟会怎样，但是在后现代社会的背景之下，应当看到问题的复杂性。不能排除如前所述，即就算两岸统一了，台独意识仍然会以一种魁北克式的方式存在。而问题又在于，由于当代「中国知识份子总体上未能向后现代、后殖民知识份子那样向启蒙工程提出挑战。」55 从而导致这些问题在中国大陆被遮蔽起来了。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询问这些问题：构成现代国家建立的根据究竟是甚么？未来中国国家意识的建立是否必需奠定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如果不是，又该建立在何基础上？如果是，那这个民族与民族国家又意味着甚么？是基于前近代的共同历史经验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台湾问题有着明确的地理界限，但它却有可能超越自身的问题意识，成为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的现代性问题。
由内在差异性所带来的冲击远大于外在的差异性。正如甲午战争的失败所带来的冲击远远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失败一样，台湾民族主义论述对中国民族主义论述的内部冲击也远超过与不同国家间民族主义外部冲突。当初正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