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在效能方面仍旧是一个样板，以相当少的训练有素的个人来处理大量的问题。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人已表明他们具有理财、安排劳力和为创建公共事业而进行必要的资源计划的能力，并已达到直到20世纪世界其他地方尚未达到的水平。2000多年前，中国就已拥有一个至少是理想的‘开科取士’制度，在这里主要依靠教育和功名来取得晋升。尽管2000年来这个制度一再地被大肆诋毁，但是，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超过它的东西存在。不论‘高度文明’ 一词意味着什么，中国早已创造了它，至少比今天我们所谓的欧洲人和西方人要早。的确，未来世界的学者会认为，欧洲在16世纪或17世纪以前也许之后的一段时间，只有种族优越感和对难学费解的语言的厌恶学习能够说明这样的感觉，欧洲文明与中国的文明是相等的，说不上哪个更优胜。中国已经表明，在学习和吸收他人乃至征服者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就一个非现代社会来说，中国的文化程度极高，工商业和市场也很发达。最后，在约翰? ;
;杜威实用主义者的观点看来，西方现代化批判的基本原理的许多方面，如果不是所有方面的话，已在2000年前为中国所接受了。”

这虽然是个美国人对于中国文明的评述，但我认为写得非常好，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故此，我把它再引用在此。除了这段话中所说的那些方面外，我认为中国的艺术，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包括绘画、建筑、音乐、书法等，也创造了自己独特而高雅的美，我十分热爱。19世纪以来风靡西方的日本艺术，虽然确实有不少日本民族自身的创造，但谁也不能否认，其精神和框架，甚至一些基本的手法，均来自中国。日本人曾陪我去参观日本的艺术博物馆，他们总是谦虚地说，没什么东西，都是模仿中国的。这种话里固然有日本式的谦虚，但你仔细地去看他们的艺术，你确实会感觉到，他们的有些东西虽然做到了比中国的还精到（特别是比中国现代的东西强，那是强太多了，中国许多丢掉了的好东西，日本还保留着），但说是一种模仿，也大致不错。

我对于中国文明感到有所遗憾的地方有三点：第一点是中国文明中尚武精神在后来中断，或者说是衰落了；第二点是中国文明没有像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样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民主制度；第三点是中国文明没有发展出欧几里德几何学。这三点就是我在前面花了那么多口舌说明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的地方。这三点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到了近、现代，它们尤其显得重要，重要到几乎要让我们亡国灭种。但是，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明中也没有什么东西说是绝对阻碍了我们今天学习和掌握这三点。所以，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反对把今天的一切困难都推到祖宗头上。

然而，90年代以来所谓“新儒家”和“新权威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却让我心存疑惑。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都“弘扬”些什么东西。

首先，是反对尚武精神，说这都是西方的坏东西，而我们中国的文明是“主和哲学”。我曾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曾几何时，在中国的整个知识界像发了疯一样的痛骂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之后，又出来了一帮夸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然而，他们是怎么夸中国文明的呢？他们说：西方文明的特点是‘争’，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和’；今后，中国还要继续发扬这个‘和’，以其来战胜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就能‘为万世开太平’了。说老实话，听了这种夸，我觉得比听骂还难受：这到底要把中国引到什么地方去？但是，这一套说词还真是颇有支持者。”

前面我讲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学习西方的军事传统，已经是对于这种“主和哲学”的批判了。我这里还想加一句，持这种观点的人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崇洋媚洋者不同，实际上，还是在向西方人摇尾乞怜：我们是一群羊，我们不但无害而且有用，我们会把下面的羊群管好，让您老想吃几只就吃几只，所以请您老就放我们一码吧。说了半天，还是媚洋。

其次，是反对民主制度。10来年前我就听一个曾经非常著名的“新儒家”、“新权威主义” 学者说：我们要让中国的孩子从小就读经习礼，让他们见了长辈、上级，所有的尊者自然而然就行礼，这样中国的社会就稳定了。我们即使不从民主的角度说，即使仅仅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说，你们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难道不会见到美国人也双膝发软，“自然而然就行礼” 吗？因为美国也是强者，也是“尊者”呀！这可真好，不仅中国“稳定”了，连世界都“稳定”了，是不是这就是“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意思？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弘扬”，我实在不敢苟同。我认为，照这个样子“弘扬”下去，非把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搞臭不可，非把中华民族带入灭亡之路不可。

然而，“新儒家”、“新权威主义者”却自傲得很，他们认为缺了他们，民族主义还就不行了。他们说：中国的民族主义缺了国际主义的普世性价值观。这真是滑稽：如果加上了他们的“国际主义的普世性价值观”，中国的民族主义成了什么？照他们说的那样，我们做羊，为了整个国际大家庭的“和谐”，我们要让狼吃，连逃跑都不要？我们不发展，少消耗能源，自废武功，以此“感动”西方人？还有更自信的。他们说，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但必须警惕现在这种“无根的民族主义”，因为“无根的民族主义是危险的”。这是什么话？这是在向谁献媚？是国内的“尊者”还是国外的“尊者”，还是两者兼献？

那么，什么叫“有根的民族主义”？就是他们的那套东西？他们把民族主义的尚武精神阉割了，他们把民族主义的民主精神阉割了，他们把民族主义的现代精神阉割了，这民族主义还真是不“危险”了，可民族主义还剩下了什么？除了阿Q式的“我们先前曾阔过”，还剩下了什么？我看这才是“无根”呢！

我们的祖先确实曾阔过，这本是事实，说说也没有什么可笑的，这只能说明我们现在干不好，不该像80年代的那些“文化精英”那样，老是埋怨祖宗，我们只能埋怨自己。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祖先阔过，不等于我们现在阔了——我们现在穷得很；我们的祖先的 “阔”和现代的“阔”毕竟不是一回事。中国文明在历史上发展出来的那套东西，在当时确实是蔚为壮观的，是伟大的，但和现代的伟大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更何况，不管那时候好还是不好，我们是回不去了：改革开放以前是回不去的，古代中国就更回不去了。

我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缺“新儒家”和“新权威主义者”所阐释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缺他们所说的那种“根”。要寻“根”，我们宁可回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去，也包括原始儒家，但必须加上尚武精神——它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并不缺乏、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背靠着伟大的中国文明，我们必须吸收伟大的西方文明中的优秀要素，并决然前行。否则，我们的民族终将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