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民族主义给中国过去的一百多年带来的是什么，它一直是中国的一面旗帜。

　　在这面大旗下，诸如“华夏儿女”、“炎黄子孙”、“中华民族”、“中华儿女”、“海外华侨”这样的提法，被我们广泛使用。这些词语也就成了爱国主义的象征。我们一直以为这样做，能够增强我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可这里头会不会有不合时宜的因素呢？我们还没有这样认真公开探讨过，甚至思考过。

　　为了未来，为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我们必须认真地反思和检讨。

　　当然，触及这些敏感的东西是有风险的，实话实说也很难为人们所理解，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人间不存在比独立思考更神圣的东西。因此我不惮于坦率地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形诸文字。

　　一

　　在官方的宣传和学者的文章里，人们常常用“华夏”来代表中国，用“华夏儿女”来代表中国人。

　　实际上这种说法很不妥当。

　　汉族的先民是中国古代的华夏族。华夏族名称的产生是由于夏朝的建立，到了汉朝，才有“汉”民族称谓。可见，“华夏”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族称，当然，后来不断有人用它指称汉族。但是，若以“华夏”来称呼中国，用“华夏儿女”来称呼中国人，则是天大的谬误。

　　因为在历史上，“华夏”是与“四夷”对应的。所谓“四夷”即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古人在“华夷”之辨上，是一点也不含糊的。

　　古人自己对这种区分也是抱着一种自觉的态度。比如，当年昭君出塞，在汉朝人看来不就是嫁到野蛮的外国去了么？据历史学家翦伯赞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王昭君死后不久，最大多数的诗人就把昭君出塞当作一个屈辱事件写成了诗歌，西晋诗人石崇《王明君辞》中便有“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这样的诗句。再比如，当匈奴的冒顿在信中对刘邦的老婆高后说谁“愿游中国”这样的话时，自然不会认为到了长安不是出国访问。而当季布对高后说“夷狄如禽兽”时，他难道会认为匈奴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汉书》“匈奴传”）当年汉王朝的人谁要是称匈奴人是“华夏儿女”，对内对外都是异端之论。

　　况且，我们不是一向喜欢讲“自古以来”么？那么，自古以来“华夏”就不是和我们今天的“中国”完全对称，“华夏儿女”也不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中国人的对应称呼。以今就古，新问题不想新办法，只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尴尬。传统儒家文化最讲究尊崇列祖列宗，倘若让格萨尔王的子孙、成吉思汗的后代、哈萨克族人……亦称华夏儿女，岂不是忘了祖宗和历史么？更何况我国有些民族，如朝鲜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蒙古族等，甚至在别的国家里是国民的主体部分。只要稍思考，不就会发现把他们都笼统地称为“华夏儿女”存在许多实际上不利于人民团结国家统一的东西么？现在散居于伊犁等地的俄罗斯族，是18世纪末20世纪初从俄国境内陆续迁来的，也还有其他种族的人入籍中国，难道可以一概统称“华夏儿女”？在我后面要讲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企图以“华夏”或“华夏儿女”作为一面旗帜，来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增强民族间的团结，既不明智又很难做到，甚至可能适得其反。除非我们能够抹去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否则它就有可能引起反感。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增强民族间的团结不仅是要有满腔热情，更重要的是方法对路。


二

　　现在，“中华”、“中华儿女”、“中华民族”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而实际上这些词如果作为官方用语已经不合时宜，用的越广危害越大。这大概也是不少人所始料不及的。

　　我们只要对一些中学生都熟悉的历史稍加回顾，就能将问题弄清楚。

　　在我们今天的主流观念看来，鲜卑是所谓“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是没有多少人会产生疑问的。但在东晋的傅玄眼里，鲜卑绝对不是中华之一脉。他说：“戎狄畜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晋书。傅玄传》）当年朱元璋反元时提出的政治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很明显，至少这“中华”是没有将“蒙古族”人包括在内的。郑成功在《出师讨满夷自瓜洲至金陵》一诗中也说“缟素临江誓灭胡”，想必他也不会认为所谓的满夷是“华人”。后来孙中山反清时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奋斗纲领中，也显而易见，这“中华”至少是没有将当时的“满人”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孙中山曾一度在“中国”里连满族人的位置都没有留。亲手制青天白日旗的陆皓东在《就义供词》中称：“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被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在《革命军》绪论中说：“…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以腥膻游牧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宇域，臣妾我神种”。……我们都说要勿忘历史，当我们面对这段历史的时候，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又会怎么想呢？在此，有必要顺便指出，“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含有民族狭隘意识的。那些说中国从来就没有类似西方那种大规模种族清洗的人，不妨想想“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和“驱逐鞑虏”的口号到底意味着什么！

　　历史又何必忌讳！不管它可能是多么的不愉快，事实总归是事实。我们没有必要将古和今生拉硬扯到一块，牵强附会。也没有必要硬说自古就是一家。我们迫切需要使各民族人民向前看的新理念和新方法。

　　可是偏偏有冬烘先生认为，为了尊重我们国家的民族构成的现实，要有所避讳，否则，会变成挑拨民族关系，使民族之间互相不和睦。其实只有在一言堂之下才会出现这种禁忌。如果是在民主国家，政府是应该回避到底是应将岳飞视为民族英雄还是应将金兀术视为民族英雄这样的问题。这是民间话题。何况二十五史也不可能改写或禁毁，白纸黑字又不是翻天印，有什么可怕的！心虚和强梁都不是维持团结和统一的灵丹妙药。历史就是一个过程，实在不必从中演绎出什么神圣和禁忌来。比如，宋太祖、宋太宗立志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向辽进攻，这算是为了统一，还是在想搞侵略？宋真宗时，辽直打到宋的澶州，这算是侵略还是在搞统一？倘若我们还要沉迷于人为制造出来的诸如此类的历史黑洞，无异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美国，由于人们有表达思想感情的自由，因此，人们可以自由筹款建立各种关于南北战争的纪念碑和博物馆。在北方，纪念碑上用“国内战争”这样的字眼，而南方的纪念碑则称这场战争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美国并没有因此就出现分裂。这难道就不能我们得到一点启示吗？我们发现，历史观的不同就会导致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的差异。

　　为了制假贩假，便不顾历史事实，就不免将女真灭北宋、蒙古灭金和南宋看成是所谓的“兄弟阋墙，家里打架”。这大概只有中国的天才人物才有本事构想得出来。岳飞在“满江红”中吟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简直是恨不得食肉寝皮，只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是什么样的家里打架？！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今天所保有的疆域，是历代祖先亦文亦武、用剑也用笔不断开拓出来的，如果只有仁义和和平，决不会拥有广袤千里的辽阔国土。

　　我们只看到了印第安人被驱赶和屠杀的罪恶，却没有在回顾历史时发现我们祖先刀剑底下的血痕和冤魂。在没有民族自决的时代，除了征服之外，还有什么能作为开疆拓土的秘诀？征服的大军很难想象从来都是仁义之师。翻开《资治通鉴》，你会发现，杀几万人就像杀小鸡一样平常。战国时，仅上党一役，秦国“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资治通鉴》卷五）哪会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周宣王辟地千里，非贪侵也；所以除寇贼而安